《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兼论对《游褒禅山记》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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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位作者心里也是明白得很──“记游的主要文字根本不在叙深入洞景，乃是在记此游浅入即出之败兴”。但她却在败露之际，又生一笔，似乎为我们揭示出王氏这位贤能的别样的用心，作另一种狡辩：“荆公可是坚毅非常之人，一生耽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无论仕途出处之择、敛财治民之术、《诗》《书》《周礼》之训释、文字音义的说法、诗文篇章之命意，乃至懒洗脸、不更衣、须生虱等习性癖好，时时处处都精心自构了一副‘奇伟高古’的形象。中国有过伟大的古文明，容易崇古贱今。而荆公执政时教育神宗帝：‘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哉？’连唐太宗都不值一学，要学就学尧舜，真是古得没法更古了；且此事‘至易而不难！’其志大得没法更大了，连孔圣人也不敢道此。志高趣远之至，崇古的读书人于是拜倒脚下矣。荆公一生以奇论辨博独反流俗，而俗人都好奇，愈奇愈迷，且名动天下的大名人越是鄙斥流俗，俗人就越想以狂热的膜拜表明自己已非俗不可耐之流。从心理看，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率尔而为、了无新意的小文，评论家亦惊为‘虽浅犹深’矣。反复强调‘深人无浅语’，正透露出一消息：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荆公生前身后一直以志高、才大、思深、学博出大名，这篇小游记即已突出地强调‘深’‘难’‘奇’，古今评论者也多少看出‘文如其人’这一点。只是其人究竟如何？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教者学者只记住几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的空头衔，是不足以知人论文的。”这种曲意勾连的用笔，我以为颇有艰深刻薄之嫌疑了。今仅就其中的“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来破之。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贡举之法不当改，神宗即日召见。苏辙《墓志铭》里说：“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又，熙宁七年，神宗罢王安石相，等等，可知这位作者此说真是文人一气了。“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又说“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此处我想说的是，照例说“显赫声名”多为威权所至或一时蒙蔽，如在有宋当日，还可理解；但宋后文人学士，甚至对王氏的做法“持有异议者”却还拥戴此文，即使有严重偏向的《宋史》也不能没其为文，真不知这位作者所持的道理在什么地方了。

　　在阐述完所谓的两要点之后，这位作者说：“看过叙事，就可以按‘课文练习（一）’分析此文是否‘在记游的基础上说理，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按常理，火尚明、力尚足，入洞不到十之一，就莫名其妙地出洞罢游，这种事，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不允许王安石有思考的余地，强人太甚了吧？在用她自己发明的“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封住别人的喉舌之后，再进一步为我们揭示王氏的在他看来是卑鄙的“辩议术”的实质。在她分析出王氏的“墨障眼之术”后，说王是“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这已经是离奇了，还有更甚者，竟然说：“举目可知，怎会误信而随？作者是三十四岁的人了，怎么会如幼儿尾随大人似的‘遂与之俱出’？即使悔随，再议论也不出韩文公‘行成于思，毁于随’，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记游基础上的说理’可发？”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将王氏换着这位作者，“五人拥火以入”，想来这位作者肯定要将王氏笔下的后洞走到底了。这点暂且埋下伏笔，我在后文还有论述。

　　我们再往下看，这位作者始终认为王氏只能“余亦悔”，而不能有他想。但王还是有他想的，并不能如这位作者的意了，那么，在她看来，这实在是“即以自己的错误与失败辩说成对方罪责”。我们看她的奇论：“作者撇开‘悔’字不去深思自咎，却突如其来（《教学用书》却胡说“自然转入”）地叹起古人来了：‘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时则从今溯古，地则由天及地，其事虽肤浅而所叹高大矣。下句却又放开古人，接以地夷近则游者众、险远则至者少一句，这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依据‘深人无浅语’的思维定势，则又似概括出普遍真理矣。再将‘险以远则至者少’的七字敷衍成二十三字：‘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所罕至焉。’增字不增义，又恍若思致奇丽矣。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总算靠同义反复而语意连贯，‘非有志不能至’的结论，也还顺理成章。”不懂得古文的行文思路，固不为怪，但说王氏的“于是余有叹焉”诸语是“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只能是愤激之辞了。而说王氏的推而广之之语是“增字不增义”，大概即使是西方的“三段式”怕也要在这位作者面前止步了。在前文里，这位作者还说道“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到这里，竟忘记了前面所说，故作惊状，说：“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这真好佩服她健忘的功夫了，否则只能是一个继续着自己的愚弄读者的把戏了。至于所谓的“同义反复”，大概是要圆她的“增字不增义”吧？什么是“同义反复”呢？比如说，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是一个同义反复。

　　这位作者接着说道：“‘教学用书’力言：处处照应上段叙事，突出‘有志’为中心，却是不实之赞。上段叙事根本回避自己有志无志，何处有过照应？这里首出非‘志’不能，紧接‘有志矣’，又立即叉开言‘然力不足’亦不能，再又叉到‘而无物’亦不能，步步节外生枝，何得谓‘突出中心’？至于‘志’‘力’‘物’，更被编者吹嘘得天花乱坠，三事分立并列而谓：‘阐明其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辨证关系’‘从事物的规律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逻辑十分严密’……竟连颂扬经典哲学的动听赞词都贴上了！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次则身体许可，再带上必备之物这点经验，游人尽知，不游也懂，何须搬弄高深哲学？与游不游褒禅山又有什么要紧关联？且王安石与四人既有意游山矣，力又足、火尚明，是志、力、物三者俱足，‘规律性、能动性’皆备，竟出而废游。此游的事实是检验‘志、力、物论’诚伪的唯一标准，废游岂非‘规律’破产、‘能动’未动，‘必要条件’实未必然也，胡吹些啥？此游成败与有无‘志、力、物’无干，议与事脱节；大书三字为了故作深思状，全属无的放矢；三字非深游亲得，纯系面壁想当然而出，乃不争的事实。这等与事无据、把常识装扮为真理的议论，无助启迪读者，作者本无实感，虽不发可也。”教学用书说“处处照应上段叙事”是不假的，在“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里，只是这位作者找不到一个确定性的“意”字而已。为什么王氏会“悔”？无“意”而“悔”？“志、力、物”在这一句里也是明白地显示着，又如何如这位作者所说的“何处有过照应”“叉开”“再又叉到”“步步节外生枝”，等等？而这位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另一番话，恰恰说明了她不懂，是这样说的：“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此“有意”非王安石之“意”也。

　　在议论王安石“余之所得”的时候，傅作者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这一句很莫名其妙，力能至险远、观奇伟，反倒可讥可悔邪？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也算‘理性概括’？”即使不要有关注释，这一句也是可解的，因为作者已经说过“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又怎么“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呢？况且注释也并没有错。又说：“下句‘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按：“而不能至者”五字正当改换在上句“至焉”之后方宜。不可省而省，可省不省，“精当”云乎哉），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这是假定句──要是‘尽吾志’的话，则如何如何。这恰恰表明议论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在反事实！这也正是‘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的真正法宝！”这句漏水的话，不评也罢。

　　再看看这位作者，于次尾处还是要大放宏论的：“至若篇末重提仆碑，手法与废游而叹古人观天地一样，此则借碑文而‘悲夫古书之不存’，似乎学问陡然博大了。其实古书纵然只字片纸尽存，又能怎样？许慎《说文解字》与经传汉唐古训虽在，然而不禁‘坡者，土之皮也’之类蔑弃古书古义的王氏《字说》与《三经新义》，有帝王撑腰，荆公不是照样可以将私臆胡说颁行天下，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解读吗？古书无能而权势万能，才是古书真可悲处！然而权势不可能完全禁锢天下人之思考，故王安石又说对了：‘此学者不可以不深思慎取之也。’”看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知今天在这位作者那里，我们还是不是能够见到王氏当年根据“私臆胡说颁行天下”的《字说》与《三经新义》？而“坡者，土之皮也”之类的嘲讽王氏的话，又经过了一番什么样的考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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