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兼论对《游褒禅山记》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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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且所记之事实属庸常，记游笔墨了无精妙，本无新意可以兴感；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事之价值在其理，理之依据在于事，理与事一脱节，即使再正确，也难教人信服；事游离于理外，就发生是否值得一记与一读的疑问，而不仅仅是文之典范与否的问题。”这位作者看不到她自己心中所期待的“笔墨精妙”，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嘲笑说：“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其实王安石已经在文中“悔”了──“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独不见这样的字眼吗？

　　为证明她的道理，行文主要阐释了两点。

　　我们先看她的第一点“不知‘华’即‘花’，妄生山名正谬之辨”。

　　这一点我分析下来，料想傅婷婷作者未必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了。

　　１、这位作者说：“高中语文教科书注释云：‘南宋王象先《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句，应作华阳洞（按：今此洞仍名为“华阳洞”）。据此可知作者连洞名都未弄清楚，就敢于指责他人‘音谬’，这胆子也忒大了。”将一个南宋的说法作为理据去反驳一个生活在北宋的人的“非”，当不当？

　　２、“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一句里，本没有什么可以引起误会的。“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其实是今天再简单也不过的强调格，这一句是“独其为文‘花山’犹可识”。而这位作者却说：“既说‘其文漫灭’──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又说‘独其为文犹可识’，这叫什么话？‘为文’是古代习用语，乃作文、写字之意，碑文既‘漫灭’，则‘独可识’的‘为文’无论取‘作文’还是‘写字’之意皆不可通，明属无理‘不辞’的病句。编注者无胆无识，不敢指瑕，只得含糊其词地将‘其为文’增字曲说为‘碑上残存的文字’。”这里存在着一个恶意的篡改，将“其文漫灭”（其文模糊）解释为“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这叫什么话”？？而且，“仆”字倒是有一点说头的。古代“仆”“毙”，前者前倒而后者后倒，这句“有碑仆道”是说碑的正面已不可知，而文字“漫灭”说的是其背面。

　　３、关于“花”“华”二字，傅婷婷作者引用了一些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见下）但不能用来批驳王安石的证据。一是王氏写的是散文，不是要做学问，只是提出他的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并不错。二是王安石所说的“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说“今言”的“音谬”有何错？其余不值辩驳。

　　４、傅婷婷说：“‘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至于中古后文字急剧孳乳，字音分化，‘华’又读为阳平，专作‘华丽’解。‘华朴’之‘华’的音义，与古代读阴平训‘花’的‘华实’之‘华’，二者有什么派生关联？无事繁琐引述，只看《说文段注》便可了然：‘古“光华”字与“花实”字同义同音。“葩”之训“华”者，草木花也，亦华丽也。草木花最丽，故凡物盛丽皆曰“华”。’简言之，‘华’为初文本字，‘花’则后起俗字，音义无二；与质朴为对文的‘华’而训华丽，变调读为阳平，其音义乃是从名词“华（花）”中引申分化而出。中国古人早以光华而高大命山，如‘载华岳而不重’之类，俯拾即是。王安石一见不知何时刻碑的‘花山’二字残文，尚不知其在文中何所取义，当即以酷吏武断、不容商量的口气宣判：民众世代相沿的名称‘谬也’；至篇末又再次自吹为‘学者深思慎取’的范例，实在看不出‘思深’在哪里，‘慎取’又从何说起？！编者必欲选此文来教人为学慎思的目的，完全落空；如用作思不深、取不慎、一意主观独断的前人教训，庶几近之耳。”

　　　　此节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仅仅就论据而言，“‘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不知这位作者所取的是“晋人”说，还是“北朝”说呢？这里我有点争死理的味道，但是，既然这位作者要学着王氏的“深思而慎取”，那就不能有半点含糊了。但她接下来所说的“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显然她是采“北朝”说了，但理据何在？而这里的“固当知”云云，恐怕问题又出来了。这座“褒禅山”肯定是要早于“北朝”的，但不等于说它原来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就可以称之为“华山”的。又说：“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又是一个武断了。“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是不错的，但后代如何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呢？除了史迹和有关文献，我想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记得朱熹当年寻访陶渊明遗迹，而当地的村民却茫然无知，使得那位大贤好生寂寞呢。而“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证据何在？“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并不能作为“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的当然的依据。这一节文字的后半部分几近漫骂，不值得一驳。

　　我们再看她的第二点“说理牵强，以失败之游作训人资本”。

　　这位作者说：“如果记游精彩，议论新警，仍不失为大醇小疵之佳篇，无伤其传诵价值。可惜王安石不善记游，或不屑于叙实情，只有大发高论的兴趣。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看来别人不做“记游精彩”的文章，她无论如何也是不高兴的。但她所说的“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著名的山水游记不少，随便取几篇一比读，当知此言不诬”，却也是她自己在发着牢骚。

　　说“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我想还又是这位作者的“发兴之笔”了。其实所引用的“动笔如飞，若不经意”在《宋史·王安石传》（卷三百二十七），原文有这样一段：“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如果真的像这位作者所说的“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那么在这位作者的眼里，欧阳修和曾巩都不足观了。我们且看她的下文吧。

　　她说：“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只有写活写足游山的事实，使读者身临其境，后面的议论才能水到渠成地触发而出。道理必须有生动贴切的事实作基础，才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与可信性。”此只是常理，只是教师教学生作文的套路，拿来衡量王文，是不是有点以寸度丈的味道？“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学、乃至哲学之作，都极重视先摆明事实，后概括道理。”这一句可能又是这位作者的主观臆测了，这样的妄语，就不批驳了。

　　看来无法满足这位作者的“记游精彩”的癖好，也就无怪她要说话了：“王安石此文名曰游山，实写游洞，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而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开始说前后洞的几句，事在入洞之先，是不必身游，只听介绍也可知的；后面‘有怠而欲出者……遂与之俱出’已是废然而返，只能算游余的扫尾笔墨。认真说，这些都不能当作身历洞景、正面记游的主体文字。全文真记身游的不过一句：‘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山洞深者，愈深入愈难行，景与洞外益殊，这是任何进过山洞的人都知道、甚至不曾游山都能想见，倒是愈深入愈易行而与洞外无异，才足称奇，值得一说。自视志高千古、才大盖世的介甫先生，却拿这点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作此游的发现，为文记之，以炫示天下！而‘难’之状，‘奇’之景，却一字写不出，只给人一个不说也知道的抽象概念，读不读并无所新感受，是虽不作不读可也，此记有何可‘范’之处！瞎吹者谓‘深人无浅语’。”先是算了一下比例，真要一寸一寸地量了，得出的结论是“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但马上笔锋一转，说“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余余云者，这里不想再引述，只想说的是，以计算文字的多少来评文，以某某教条（比如“记游精彩”以满足猎奇？）来衡文，于文到底是隔了一层了。还是清代林云铭说得好：“凡记游，必叙山川之胜与夫闻见之奇，且得尽其所游之乐，此常调也。此但点出山洞名，随以不尽游为慨。若遇此便止，有何意味？精彩处全在古人观物有得上，发出一段大议论，即把上文所以不得尽游重叙一番，惟尽吾志以赴之，若果不能至，则与力可至而不至者异矣。譬之学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是有得处。末以山名误字推及古书，作无穷之感，俱在学问上立论，寓意最深。”（《古文析义》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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