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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外之笼——我是如何解读《珍珠鸟》的

11-01 11:55:11 | 浏览次数: 61618 次 | 栏目:初一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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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初阳       《珍珠鸟》一文,也许是因为得到过冰心老人的赞许,被收录于各种语文教材中,广受欢迎。细究其中原因,不外乎三:

  1、抒情小品,小心细致中,颇见爱心与情趣。

  2、体现了人与动物间良好的关系。

  3、引申出了关于“信赖”的普遍的哲理。

  文章寄情微物,申发小小哲理,虽未脱旧式花鸟鱼虫小品文传统,却也无可厚非。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鸟儿作为自然界中最自由的生命,是否可以如对家禽一般豢养戏弄?“生物”与“宠物”,不是同一概念。比照同类题材的文字,约略可以见出境界高下。

  黄永玉《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中,一样探讨着“信任”话题,却有着对东方悠久专制主义传统下,人性的促狭与卑怯的反思与忏悔──

  ……

  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我们都以为它很快就会飞走的,它却在我们座位之间来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饼屑来。

  它一进来,我马上想的是:“关窗!”但没有说出口。幸好没有说出口。它对人类的信任,颇使我惭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在纽约、华盛顿、哈佛校园内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满地的鸽子,第一次,我都是不习惯的。“为什么不捉起来呢?”“捉起来”才合乎常规。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头,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迟。

  旧金山的鸽子和狗前几年忽然少了许多,后来发现是越南难民在吃这些东西,警察讯问他们,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外:

  “它们很‘补’呀!”

  我听了这个传说当年曾经觉得好笑,而且转播别人听。唉!作为一个不幸的东方大陆人,什么时候才会打心里宽容起来呢?

  那只金丝雀玩了两个多钟头,后来就飞走了。我们都以为它改天会再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见它。到别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许是回自己的家。

  为了这只金丝雀,我心里有着隐秘的、忏悔的感觉,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P19~20,三联书店1999年5月)

  而鲍尔吉·原野《啄露而歌》中,鸟儿灵异的神性,尽展无余,鸟儿所代表的,是在人类世界之上的,另一个明亮、美丽、温暖和自由的世界。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句怯怯的鸟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锤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腔名“衣滴水儿”。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它不禁喊出声来。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思想起》P85,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对照之下,《珍珠鸟》中作者的沾沾自喜与津津乐道,实有“欣赏囚禁”的嫌疑。是作者有才而无识?

  然而作家冯骥才一向注重文化传统的反思,深具民间情感──近两年,“我正在进行两个工程。一个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全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拉网式的普查和梳理。一方面是用传统方式采风和文字记录,另一方面是用视觉人类学的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调查,记录文学、歌谣、谚语,把它们拍成照片,用当地口音记录,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知道民间文化原本是什么样。另一个是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做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两个工程预计要花10多年才能完成。”(《新闻晨报》徐颖采访)在2004年《收获》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田野档案”,被人称为真正的“行动散文”。

  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冒着“杀头之罪”记录,二十年后成书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一个个普通人的苦难个案,来建筑文革的纸上博物馆。1996年,他在《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中这样写道:

  “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历史学者建立事件档案,文学家建立心灵档案。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义。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文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书。今年是文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同时,又写了这篇文章,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如此有责任感、有良心与担当意识的作家,为什么会写出像《珍珠鸟》这样的文章──透过文本,人们看到的是双重的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

  《珍珠鸟》写于1984年,两年之后,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信赖”,作为一个核心词,屡屡出现在当时冯骥才的笔下。他创作的本意,也正在展现因“信赖”而生的美好境界。而可怖的正在这里,因为在这里,作家冯骥才就像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的维也纳人B博士一样:“他的步子尽管很急,可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来回;就仿佛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堵看不见的栏杆,迫使他转身往回走。”

  并不是“鬼打墙”。只是因为长期的信赖缺失,所以一方面有着极强的信赖渴望,并愿意在日常创作中加以展现;而另一方面,“流泻下一时的感受”,暴露了潜意识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把《珍珠鸟》当作一个寓言来读时,才可以解开。

  把文本置于更大的历史坐标中,将文中的主要角色分别向上进格,(小鸟→因为历史涂改、教育掩饰而丧失苦难记忆的中国文人),(大鸟→有着苦难记忆的老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权力拥有者),一个关于现时中国文人(非知识人)境遇的寓言,就再清晰不过地显现了。

  第一,视囚禁事实不见,反而美化这种生存状态,以为有了吊兰与些微阳光的笼子,就不再是笼子。

  第二,主体性自由与依附性安全,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决不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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