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听不见有着苦难记忆的大鸟生气的叫声，而要栖止于权力者（Big Brother）的身边肩头，作小鸟依人的阴柔憨态，与屈原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脉相承。
黑格尔一语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超出他的皮肤一样。哪怕是这个民族中优秀的作家，缺乏异质自由思想的援引，也无法走出这无物之阵。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的核心词，不是作者卒章显志的“信赖”，而是被极其精心（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隐藏掩盖起来的“笼子”；《珍珠鸟》一文，实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篇筱敏《鸟儿中的理想主义》，仿佛一一对应着写出来一般，在笼中不间断地练习飞翔的理想主义的鸟，是逃避自由的“珍珠鸟”最好的解毒剂。
于是本课时的教学，紧紧围绕“笼子”周旋：以人与鸟之亲近，来观察鸟与笼子的距离；以筱敏与冯骥才态度之差异，来发掘对囚禁的欣赏；以影片《群鸟》中笼子的置换，来反省人类自恃有力的迷狂；以小竹笼束缚身体与大房间束缚精神，来推究天生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当。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
【《珍珠鸟》阅读材料】
〖冯骥才：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一九六七年残冬一个刮风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家的门板。对于我这种“被抄户”，敲门声总是带来不祥。但这敲门声音极轻极轻。原来是一个好朋友，他在郊区一所中学教授语文，文革以来整整半年了无音讯。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残的对象。一说果然，他刚刚被放出牛棚。在半年来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时挚爱的几个弟子知道他有梦话的习惯，天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睡着一说梦话就记录下来，转天逼问他这些含糊不清的“黑话”的反动含义。为此，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再到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能力。他的身体和精神就整个垮了下来！此刻他站在我面前，那感觉异常奇怪，他好像只剩下一个干枯的核儿。
那时，我和我爱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亏得到街道赤卫队的恩赐，给了这几平方米的小屋结婚成家。由于家庭成份问题，我们天天在文革枪筒的准星里惊恐万状。
谁都知道，现实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别半年，相对无言，一个劲儿地抽烟──那是一种改名为“战斗”牌的劣质纸烟吧！满屋冒着无声的、辣眼的团团浓烟，直抽到看不清对方。但屋顶上那些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像巨兽磨牙一般嘎嘎作响。忽然他大声对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这种灾难？如果这样下去几十年，我们都死去了，谁还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经历，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当然──没人！决不会有人这么干的！这等于自取灭亡……”
在浓烟里他瞪大眼，那双和睡眠搏斗了半年的眼珠，布满了可怕的血丝。他悲哀又绝望。
从那时，我开始悄悄地把身边所有熟知的人的故事与命运记录下来。我知道这种文字是有杀头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换成外国的名字，时间换成上世纪，并署上外国作家的姓名，如托马斯·曼，库普林，纪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万一被人瞧见，就说这是以前从一些外国小说抄下来的。再有就是全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片上，便于藏掖。每当写就，随即埋藏。或是砖底下，或是墙缝中，或是花盆里，或是棉被间，或是一张张用浆糊粘好，外边贴一张毛主席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我挖空心思来藏匿这些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之作，但对于藏东西的人来说，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隐蔽之处，愈觉得最容易被人发现。于是，我又把这些纸块翻腾出来重新再藏。很长时间里,我是边写，边藏，边找出来重新再藏。
一次运动中，我们被集中到一座体育场内参加公判大会。会场上人们被按照自己所属的单位分开站成一排排，面对着一座临时用木杠和木板搭成的长长的台子，台上装了麦克风与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来，总共二十二人，全戴着手铐脚镣，在台上每走一步，脚下的铁镣声便通过高音喇叭“哗啦啦啦”贯满整个会场。所有人全心惊胆战。随后判决人员宣布每个人的罪状。其中一个因为悄悄写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记！那天判决最轻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枪决。这个写“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我回到家，看着妻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悲哀的情感。我设想自己也会像那个写反动文章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会永远地形同守寡……这不是神经质的想像。灾难的时代充满灾难的可能。于是我把那些纸块尽量找出来，再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到另外一些薄纸上，废掉纸块，把这些薄纸卷成卷儿，用油纸包好，拔下自行车的车鞍，塞到车管里去。可是，我刚刚感到了一点安全，又开始担心自行车丢掉。尤其那时期单位里经常发动人们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感觉会有人扑向自行车，从车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文字。我终于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惧，悄悄把车管里的纸卷儿弄出来，先将这些文字强记在脑子里，再烧掉，或在厕所里用水冲掉。此后我便改变了写作方式，一旦冲动便写下来，再一遍遍背诵，把它记住，然后将写的东西烧掉，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就这样一直做到文革的终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祸不单行。房倒屋塌，一家人从瓦砾堆爬出来之后，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废墟，因为我家的砾瓦墙缝之间肯定还遗留着不少纸块，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不能叫人发现，可是我又不能只埋头在自己家的废墟里翻来翻去，那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就先去帮助左右邻居。这样干到最后，我谢绝了邻人的帮忙，一个人细心地清除那些烂砖碎瓦，居然还捡出来一包写满字的碎片。八十年代中期，当瑞典电视台得知此事，来拍摄这些做为那时代独有的极特殊的写作细节时，记者问我：
“你从这些纸片中感到了什么？”
“责任。”我说。
尽管责任这两个字被当今文学厌弃。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把责任视为一种苦役；或者责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视为一种非文学或者仅仅是一种职能。但是我却从这样一条危难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吊地走了十年。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历史学者建立事件档案，文学家建立心灵档案。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义。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文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书。今年是文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同时，又写了这篇文章，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写罢掷笔，犹然感叹不已。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日 天津
〖终结文革〗
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１９６７）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冯骥才〗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它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者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记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主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它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