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源头，具有重要的地位。儒道两家的大师们关涉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的言论，被后人引入到文学理论批评里，对后代文学理论批评产生极大的影响。关于先秦文论，我们今天重点讲《论语》和《庄子》的文论。下面几个问题同学们应该注意掌握。
一．怎样理解《论语》的“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是《论语·阳货》里提出来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二.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积极影响。
可以从两方面来谈。
(一)孔子特别强调文艺的致于实际的作用。例如，孔子主张文学艺术与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说，诗和乐等文艺形式可以培养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再如，孔子还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外交服务，认为文艺可以帮助人处理政事、在外交场合维护国家利益；另外，孔子还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提出诗的“兴观群怨”说，主张诗歌对社会政治、现实生活有美感、认识、和谐和批判的作用。
(二)孔子提倡“文质论”《论语·雍也》篇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另外，孔子还反对郑声，提倡雅乐。
综上所述，孔子的主张就是文学艺术的内容要教化社会人伦，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反映社会政治，批判社会黑暗，文以致用，文要适用；形式上，则要求用完美的形式来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美感而醇正，质朴而雅正。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学观，都是与孔子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孔子的这些文艺观点正培养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应该说，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主流是积极的。当然，孔子有时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的、教化的作用，而有忽略它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作用的倾向，这又必然扭曲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内涵。
三.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尽善尽美”说。
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主要是指《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提出的“尽善尽美”。就是说要求文艺作品“尽善尽美”，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孔子为什么说《韶》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呢？历代经学家中有一种解释，因为《韶》乐是舜乐，舜有圣德，是受禅让（不用武力）而得天下，故“尽善尽美”；《武》乐是周武王乐，武王是以武力征伐取天下，孔子反对用武，故认为《武》乐“尽善”而不“尽美”。
但到底什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说过的另一句话，就是《论语·为政》篇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总之， “尽善尽美”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怎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即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有“中和”之美！
四．《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重要贡献。（“虚静”说、“物化”说、“得意忘言”说）
(一) 为了进入创作状态，对于创作主体，《庄子》提出了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
“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虚静”的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不注重思辨型的理论探索。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二)对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庄子》提出了“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三)从创作方法角度而言，《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关于孟子，同学们要注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养气”说的基本内涵。这在教材里均有论述，这里不作详述。
两汉文论疑难问题答问
两汉文论辅导
两汉文论文论的重要之处是司马迁的文艺理论批评。司马迁提出了“怨”与直谏精神、“发愤著书”说和“直录”的原则。另外，《毛诗序》对文学理论批评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理论。关于两汉文论，我们今天重点讲司马迁的文论，也涉及到《毛诗序》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观点。两汉文论我们讲下面几个问题。
一．结合《史记》的内容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说:“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就是说作家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往往发愤著述，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司马迁的《史记》的许多传记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政治环境和其他环境的艰险困厄，其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就常常以著书来寄托理想和信念。特别时《屈原列传》，写屈原由于受奸佞小人的迫害和昏乱君王的放逐，满腔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只能在其《离骚》和其他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苦闷，抒发自己的愤懑，最后自沉汨罗而死。这是“发愤著书”的一个典型代表。
至于司马迁本人，也由于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屈辱愤懑之情无以发泄，只能忍辱含垢，最后发愤写成《史记》，表彰正义，鞭挞黑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发愤著书”说的最好实践。
二、司马迁的“实录”及其与文学的真实性的异同。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 “实录”精神。根据班固的话，所谓“实录”就是以直接明白的言辞，记述事实的本来面目，既不虚假的美化，也不隐讳丑恶。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以真实的笔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既“不虚美”，也 “不隐恶”。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本学期我们将要学习到的清代文论家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正是道出了《史记》的“实录”和《水浒传》的文学创作的不同之处。
三．司马迁文学理论批评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司马迁文艺理论批评观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司马迁评价屈原时肯定了他的“怨”和直谏的精神，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情绪和对统治者的“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后世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是秉承这种精神，形成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传统。
（二）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代受迫害的进步作家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文学创作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励。同时，唐代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是受到过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三）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里对司马迁和《史记》有很多批评，但也肯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司马迁的《史记》确实体现了“实录”的创作原则，例如他对当朝开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既写了他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和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眼光，也写出了他虚伪、狡诈、凶残的流氓无赖嘴脸。对当时的“今上”汉武帝刘彻，既表彰他打击匈奴、保卫国家的伟大功绩，也写了他加重税敛、穷兵黩武、任用酷吏的凶残和求仙访道、笃信方士的荒唐可笑。他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著作公正不阿的写作传统，也对后世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坚持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有极大影响，杜甫的诗歌被成为“诗史”就是一例。
总之，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四.简述《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五．《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据教材的注释说：“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后来的经学家关于“诗六义”有诸多的烦琐的阐释和发挥，但都与我们的文学课和文论课没有什么关系，这里不必赘述。
魏晋南北朝文论辅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蓬勃发展的时代，出现了四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著，提出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著名命题。《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四部文论巨著，都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我们今天重点讲《文心雕龙》和《诗品》，也涉及到《典论·论文》和《文赋》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现在我们讲下面几个问题。
一.《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说及其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的关系出发，认为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风貌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虽是父子也不能相传授，这就说明了作家创作的独特个性和不同作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养气”说，但孟子的“气”是指作家的高尚的道德品格在文章中的体现，曹丕是最早将哲学领域中“气”的概念引入到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并加以发展，“文以气为主”说，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形成了传统，这当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二.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作为文体论观点与前代文论有何区别？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体的“四科八体”论，并且指出“四科”各有其文体特点，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所谓“诗赋欲丽”，就是说指出诗、赋应该辞藻华丽，讲究文采。
曹丕之前，所谓“文学”，在先秦指文章博学，汉代时常指文献经典，那时候，文、史、哲一体，统统被称为文章，作为以诗赋为主要体裁的文学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出来，即使是《诗经》，我们现在认为是文学作品，但在古代，很长时间，不被看作是文学，而是“经”。 曹丕的“诗赋欲丽”与以前的文论思想相比，看到了文学与其他的史学、哲学的文章的不同特点，指出作为文学的主要体裁的诗赋区别于其它体裁文章“丽”的美学特征，使文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对于诗歌等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表明，文学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谈谈对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解，以及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在他的著名的论文《文赋》里提出来的。他在讲到各种文体的及其艺术风格特征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缘情”并非是艳情、闲情。“绮靡”，是以织物的细致而精美来比喻文章，亦即要求文章写得文辞绮丽优美，给人以美的感受。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比先秦的“情志”说和汉代《毛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仪”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感的成分。陆机只讲诗歌的“缘情”而不讲“言志”，更强调其审美特性，客观上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加符合诗歌艺术的特点。加之，他又要求 “赋体物而浏亮”，即要求赋对事物有形象的描写。从他强调诗的“缘情”和赋的“体物”看，他对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特征：感情和形象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说明他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已经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地深入了一步，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强调了诗歌的感情作用和文辞的优美，更加突出了诗歌的文学艺术的特性，使后世诗人更加自觉地探索和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对后世诗歌追求情感的抒发和文辞优美有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后人对陆机的理论未能全面正确的理解，因而片面追求“缘情”和“绮靡”，使少数诗人的创作走上了滥情和靡丽之路，虽然这不能由陆机负责，但客观上说，也是陆机理论的消极影响。
四．《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关于创作灵感的论述。
所谓灵感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活动中，由于思想和精神高度集中，情绪高涨状况下而获得的一种创作能力。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灵感活动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刘勰阐述了灵感活动和艺术想象特征和情状。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于风云而并驱矣。”这就是说，当创作灵感来到时，“神与物游”，“ 万涂竞萌”，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突破时空的限制，并伴随着声音与形象的感受。这显然是指灵感获得之后想象活动的情状。
那么，怎样获得“神与物游”的灵感呢？
首先，刘勰认为必须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他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状态下，神思灵感活动才能不受干扰，顺利进行（按，关于“虚静”，《庄子》有更形象和详细的论述）。
其次，刘勰认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神与物游”还要受到“志气”和“辞令”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他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机枢。”就是说，要做到“神与物游”，作者的思想感情掌管着方向，还要落实到语言辞令的表达上。否则，神思不能畅通，“神”与“物”不能融汇无间。
再次，刘勰提出，灵感活动的过程始终不离开“物”，即“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特点。“神与物游”是指作为创作主体的心（即“神”）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神驰于眼见的物象之中；另一个层次是神驰于内视中之物象（即心象）之间。灵感活动中的想象既有眼见物象也有心中物象，始终与物象相联正是艺术构思灵感活动的最重要的特点。
同时，刘勰认为，神思活动中，神与物存在着矛盾，想象活动获得的意象，要物质化为语言时，往往“方其搦管，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其原因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意”虚，故“易奇”，“言”实故“难巧”。但经过作家的修养和磨炼，即“秉心养术”，是可以解决言意之间的矛盾的。所以，学问和修养也是获得灵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试阐述《文心雕龙·风骨》篇所表达的审美理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出他著名的风骨论。“风骨”的内涵，说法纷纭。一般认为：风当是指抒发情志的作品有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易于感染人的思想感情；而骨则当是一种精要劲健、刚正有力的语言表达。“风”和“骨”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单独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但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
刘勰在文章中提出的“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知识分子的人格要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精神品格上有非常可贵的一面，这就是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奋斗精神和抗争精神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论特别讲究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刘勰提出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美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和中国古代文人推崇高尚的精神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风骨”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更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风骨”说体现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审美本性的认识，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试评析钟嵘《诗品》中所提倡的“自然英旨”说。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自然英旨”说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
（一）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
（二）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所谓“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直寻”与“自然英旨”在钟嵘的理论范畴里基本是一个意思。钟嵘也反对过分的强调声律，他认为古代的诗歌不是不讲声韵，而是重在自然，他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石，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但他反对沈约等人提倡的“四声八病”之说的认为它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总之，用典用事和拘忌声病都妨害了自然的真美。
七．评述钟嵘对于“兴”、“比”、“赋”（即“诗有三义”）的解释。
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诗有三义”之说并对“三义”作了很有新意的解释，他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钟嵘对“三义”的具体解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所说的“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通过写景叙事来比喻寄托诗人内心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和描写，但写物时要用蕴含有寓意的语言。
钟嵘对“兴”、“比”、“赋”的解释比传统的解释有所发展，绕有新意，他把“兴”放在第一位，是为了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对“比”、“赋”的解释，也说明他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富有滋味的审美特征。钟嵘还认为要综合运用这“三义”，不能偏于一种。他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就是说，如果只用比兴，作品就会过于深奥隐晦；如果只用赋体，那又会使作品过于浅露直白，只有综合斟酌运用“三义”，并且以风力为骨干，以丹彩为润饰，才能创作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最有“滋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