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课例的课程论意义──评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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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移山》以及《珍珠鸟》所实践的阅读方式，看来比较像“征候式阅读”，尽管阿尔都塞的观点属于“结构主义”，而将三五个课例与阿尔都塞并列，显然是拔得贼高了。

　　那么“必须对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谎言（如《珍珠鸟》）进行解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呢？或者，《愚公移山》、《珍珠鸟》仅是特例，执教者所追求的其实是“如何新翻杨柳枝”（郭初阳《项链》教案导言）？其实是“来重新打量这首诗”（郭初阳《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案导言）？其实是“文本解读的别的可能性”（郭初阳《愚公移山》教案导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自觉、系统的“另类”文本解读方式，动机其实只是求新、求异（相比较“教学参考书”或“平常”的教学），因而执教者读出“新义”的每篇课文，其实都是个案处理的，因而我们也需要个案地审议其处理的合理性、合法性。

　　我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事业，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取向必须加以显彰，而对取向的任何主张，我们有权利要求主张者作出学理的陈述。这种要求，不仅仅针对郭老师的《愚公移山》，而且包括所有语文老师所执教的所有语文课。也就是说，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取向，是必须“有道理”的，并且必须证明其“有道理”。


二、关于课程实施

　　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观点看，问题还不仅仅是显彰被遮蔽、隐瞒的取向，或者要求对主张做出学理的陈述；我们还必须考察这种或那种取向与课程目标的关系。事情本来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即使是能够做出学理陈述因而是“有道理”的阅读取向，也不是全部都能够进入中小学的语文课程。然而，要考察取向与课程目标的关系，前提是语文课程目标──尤其是阶段目标的相关条目，有确切的解释。这样的前提我们目前似乎还不具备。因此我无能分析《愚公移山》这堂课所体现的阅读取向与语文课程目标的关系。因此我也不能认同对这堂课所体现的阅读取向任何赞赏或者反对，除非他们能进行上述的分析。

　　语文教学大纲过于笼统，早已为人诟病；条目可以随意解释，导致过去的语文教学大纲几乎失效（许多语文教师从来没有见过大纲）。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语文课程标准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新课程标准的宣传和教师培训也很有力度。但是，许多条目的本文含义尚缺乏确切的解释，理解因人而异的现象乃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相关条目无确解，致使人们在许多时候难以判断什么能够进入什么不能，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难以把握所实施的教学内容是否合理、是否合法。

　　事实上，我们的语文课程，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语文教师“我认为”“我喜欢”甚至“我就这样”的课程。在评述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魏书生老师的一篇文章里，我指出⑼：其实，将个人性的“师之法”移交给学生，本来就是现行语文课程中的常态，只不过多数语文教师是不自觉地在做，由于不自觉，多数也做得相当糟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语文教学改革实践中，许多优秀教师创立“教学模式”的路子，也是自觉地用自己的“师之法”来改造占主流的教师们的“师之法”，出发点也多是“我喜欢”、“我觉得”，尽管在后来不断添加进理论为其佐证，像魏老师对“六步法”、“四遍八步阅读法”一样。关于个人性的“师之法”，过去我们用“语文教学的个性特点是很突出的”来解释。但这种解释是不对头的，而且制造了一个陷阱，使我们想不到要去问：学生学的到底是语文课程里的“语文”？还是语文教师的“语文”？

　　在我看来，这一提问至关重要。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确定无疑。语文教师当然是教语文课程！学生当然是学语文课程里的“语文”！所谓教语文课程，所谓学语文课程里的“语文”，也就是教学的内容要“有道理”并且足以达成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目标。但正如关注听说读写取向的呼吁一样，我这两个“当然是”的认定，声音是微弱的，至今还很少有人把“谁的语文”作为问题来研究。现在，郭初阳老师富于冲击力的课，他所执教的《愚公移山》以及《珍珠鸟》等，鲜明地、尖锐地呈现出了“谁”这个问题，并且迫使人们去思考语文教学中的“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

　　在教学内容这个含义上，“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指的是教师对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创生，即语文教师对教学内容所做的创造性开发，或者说，是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显现。显然这里有两面性。在当前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研制严重落后甚至空缺的情况下，应当鼓励语文教师的创造性开发；即使在课程与教学内容研制相当齐备的情况下，也应该大力张扬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教师即课程”，无论是导向还是现实，我们都应该把这作为基点。但是开发和张扬，是有界的；教师并不能代替课程，或者篡改课程。有界，意味着“有道理”，意味着对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达成；不能代替或篡改，意味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开发需要审议，意味着语文教师的“实践性知识”需要反思。即使是在教学方法这个含义，“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也不是“我是这样我就这样”，也有个“有道理”问题，也有适应具体学生学习风格的问题，也需要审议，也需要反思。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相当棘手。一方面，语文课程内容的研制严重落后乃至空缺（不知道该教什么），另一方面，课堂里的语文教学内容随意性过大（不知道在教什么）；一方面，语文教学内容的“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显著而需要对其合理性、合法性审议反思，另一方面语文课程标准的阶段目标，许多条目的本文含义尚缺乏确切的解释。在我看来，出路在于语文课程目标和“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语文课程内容研制和语文教学内容审议反思，双向或多向的互动。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用体现“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的“好课”来确解课程标准的目标乃至修正目标。也就是说，把过去和现在的一堂堂“好课”当成一个个“判例”，用哪些“好课”符合目标、哪些与目标有差异但应该进入的、哪些不符合目标但可以接受的、哪些违背目标等等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从而使课程目标得到相对确切的解释，或作必要的修正。

　　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个“判例”，因为它满足一堂“好课”的标准。语文“好课”的标准，我称之为“语文课成功的最低标准”⑽，也就是在不考虑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关联性的情况下，就课论课而提出的“好课”（区别于坏课）标准：（１）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要有意识，即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教这些内容。（２）一堂课的教学内容要相对集中因而使学生学得相对透彻。我是从语文教学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语文课堂教学的，提出“最低标准”，是鉴于我们语文教学中的“坏课”实在太多，尽管有些课似乎相当生动甚至十分机巧。但“最低标准”，只能满足于对教案、教例静态的、定性的分析；由于立足点是教师的“教”，因而还不足于描述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张力以及“教”的种种复杂情况。我想借《愚公移山》，将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郭老师的《愚公移山》，显然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并且为什么教这些。但在我看来，其中也有些含混的地方，需要提出来讨论：这堂课，是教《愚公移山》这篇课文呢，还是教《愚公移山》的一种“另类”的解读方法？换句话说，学生是“学”教师对这篇课文的解读结论呢，还是学习一种“另类”的解读方法并据此由自己去探询本文或者“引发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还可以从课堂当中学生活动这个角度来提出：学生的口头应答和反应，是以回答老师所组织或诱导的问题为主呢，还是努力采纳一种“有道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体验？

　　阐释结论与解读方式，在那些频频上出“坏课”的老师身上往往是分裂的，而对上出“好课”的语文教师来说，它们则胶合在一块，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因为能上出“好课”的语文教师对文本的阐释结论，是自觉地用一种“有道理”的解读方式得出的。但是，对语文课程与教学来说，教师在课堂中所关注、所展现的是结论这一侧面还是解读方法这一侧面，实际上会构成不同的课程与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学习来说，由于很难同时注意到教师所呈现的侧面和所隐蔽的另一侧面，在还不能熟练地运用教师欲教的解读方式之前，阐释结论与解读方式在他们身上往往也是分裂的。我们就《愚公移山》来做点具体分析：

　　内容１：

　　从“山”、“人”、“过程”、“结局”这四个抓手，把握课文的总体内容，了解民族的硬朗精神。课堂所展现的显然是结论这一侧面，因而学生的学习活动就是回答老师所组织的４个问题。为什么要思考这４个问题呢？这就牵涉到解读方式了，大家知道，这４个问题指向记叙文的要素，因而是阅读这篇文章的抓手。解读方式处于背面在这里是好理解的：一则学生已经学过，二则这个步骤主要是个预热，以引出下面重点要教的内容。

　　内容２：

　　指出《愚公移山》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共同点，从“人数”、“外援”“结局”三方面比较它们的不同点。所关注的仍然是结论的侧面，而将“征候式阅读”十分注重的“比较”方式隐藏在背面。为什么要从这三方面作比较呢？对此不予追究在这里也是可以理解的。

　　内容３：

　　澄清“愚公是怎么认为的？”而将视点引到“亡以应”的智叟。这是一个过渡的片段，尽管为什么要把视点落到智叟也许本来是应该讨论的。

　　内容４：　

　　仿拟智叟，在两个地方继续“反对”的“发言”。为什么要仿拟智叟“永远做一个反对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切入了“征候式阅读”的关键，赖以揭示本文“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沉默之处”所“隐匿的东西”。然而教师把增补的两次发言机会，理所当然地赠送给了智叟。因而，学生也理所当然地应答老师所诱导的问题。在这里，学生的阐释结论（观点）与解读方式（思考方式）明显地呈现分裂。学生的仿拟，与其说“有道理”，毋宁说是按照教师所规限的“反对”要求而进行的比较随意的即兴发言。有碰巧与教师的构想合拍因而教师点头并重申的，比如教师重申“第一，血缘的不断。第二，思想的不变。”也有与智叟的智商明显相距甚远因而教师也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比如“不要忘记地球还在不断地进行造山运动”，比如“掠夺性开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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