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万──离国别家，漂泊路途之远
常──流浪他乡的时间之久。２４岁赴洛阳赶考，未能及第；35岁到长安求取官职，滞留１０年，一再碰壁；４３岁获得卑微官职，却又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被困长安；逃离长安，追随肃宗，因为直言又被厌弃；４８岁弃官，１１年漂泊直到死在漂泊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之上无人所知。
多──感叹年老多病，精神疲惫不堪。
独──形单影只，万分凄凉。
停──愁闷无法宣泄的愁苦情状。
二、集大成者的诗圣──再命名的压力
（幻灯展示，对比几首诗歌：《登幽州台歌》《登鹳雀楼》）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抢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杜甫挟着《登高》和《登岳阳楼》，以更强大的力量和恣态，使“登高”题材形成定局。他既包揽了陈子昂的时间和王之涣的空间，又注入个人身世和家国情怀。时与空，历史与现实互相交错和浸透。陈子昂和王之涣用的都是单镜头，一个静止的远景。杜甫则用上远景、近景、特写镜头，并且不断移动转换，使得两首诗都写得丰富而复杂。
命名的压力，是横的压力。还有一种纵的压力，也即一个个前辈诗人挟着他们各自的横的压力，对后辈诗人构成的层层叠叠的纵的压力。
仅就杜甫的前辈而言，屈原集他以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第一位大诗人；陶潜集他之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另一位大诗人。而陶潜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与屈原完全不一样：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强烈，一个淡定；王维是第三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发展了山水诗；李白是第四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跟屈、陶、王都不一样：他是天才。接着杜甫出现了，他的机会建立在他之前的诗人的机会上：他是集大成者。集大成者出现之后，诗人开始变小，他们开始做那位集大成者在某个方面做得不够，或已做够但他们仍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白居易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往“白”里写；李贺和李商隐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们往晦涩里写。
当一切题材被写尽了，大诗人也出尽了，诗歌便开始枯竭，由词来接棒。苏东坡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已不完全是大诗人：他是集诗、词、散文于一身的大作家。写作出现质的变化。这位大作家之后的作家，又开始变小。至元明清，诗衰竭，词也开始衰竭，诗人变成打杂。戏曲、散文尤其是小说大盛，更重要的是小说使用新的语言：白话文。白话文运动则正式宣告古典汉语写作终结，因为它已衰竭。这不是一厢情愿的运动，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证据是：白话文不是临时发明出来的，而是孕育在古典汉语衰竭的母体中。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某个人是集大成者？难道他之后，例如杜甫之后，不会出现另一个更大的集大成者吗？答案是：如果这位诗人代表了整个民族精神，他就是集大成者。杜甫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我们不能说屈原、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他们都只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一方面。集大成者的伟大，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会被发现的，因为民族精神是一种很庞大的氛围，整个民族精神不一定可以在一个时代中全部被看到。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读者，不大可能完全理解杜甫，只有经过艰难时世，尤其是战争和丧乱，才会更充分地理解杜甫。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从读者的角度也可证实这点。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李白，跟在七十岁读李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杜甫，跟在三十七岁读杜甫，可能就已有天壤之别。顺便一提，中国读者历来有“李杜之争”，杜甫的时代，就看不到杜甫的伟大。或许我们可以把李白称为“伟”，把杜甫称为“大”：伟代表高，大代表宽。李白是塔，杜甫是平原，当我们在那座塔的一定距离内，例如十米至一公里，我们会被那座塔所吸引，而看不到这一范围内的平原或看到但不当一回事。当我们与那座塔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五公里、十公里，则我们将越来越被平原的气势所吸引。
〖附〗
文人的登高冲动
一、猎豹冻死在山坡上
一头猎豹冻死在终年积雪的高海拔山坡上。那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可以捕食的小动物，除了白皑皑的积雪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它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呢？作家海明威问道。
这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们猜测动物也会有登高放眼的冲动，但找不到根据。有人好奇地去问登山家：“那么危险，又那么艰难，你们为什么偏要去爬？”登山家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它在那里啊。”
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在观察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性的时候，我注意到，文人比任何人都渴望高处。大多数文人都嗜好登高，而且登高必赋，或多或少都留有吟咏登高的诗篇。寻找高点，仿佛是这个族群普遍存在的一份心理偏执。我把这种习性称为猎豹冲动。他们寻找的高点，当然不限于山峰，可以是山巅，也可以是城楼、古塔、高阁、祭坛、石矶等任何地方，甚至驿舍楼台凭栏而望，也构成一种登高。只要能够取一个俯瞰的视点，可以纵情眺望天地，那么，不管攀登过程多么艰难，他们都要想尽办法去一登为快，满足诗人所说的那份“登临意”。
孔子就是非常喜欢登高的人。他曾经登上一座高山，举目眺望，感慨地对弟子说，唉呀，鲁国原来这么小！然后他又登上了巍峨的泰山。站在泰山顶上，喟然叹息道：原来天下也这么小啊。还有一次，他带着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登临景山，到了山顶后，他问弟子说：“君子登高必赋，小子们都有什么想法？”然后就展开了一场自由讨论。上古的时候，登高能赋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素质，只有登高能赋才能做诸侯手下的大夫。大夫有九项必备的能力，其中第五条就是要登高能赋。孔子最著名的一句慨叹，就是站在山川高处这样赋出来的。他站在河边的危崖峭壁上，望着滔滔的流水长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登山，而是一种精神的朝觐，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仪式。因为，它总是在强调最终的精神活动，而不是体力的冒险；它只在意到达山顶之后的看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根本不在乎登山过程本身的艰苦和乐趣。所以它不是体育运动，不是现代登山家的极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