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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祥林嫂的死,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回答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说不清来作结，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剧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的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 １９２５年３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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