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章法艺术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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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性和抒情性是白居易在长篇叙事诗创作中探索创新的成果。他自己说过：“诗到元和体制新”。（《重寄微之》）所谓“新”，大抵包括两方面：

　　一是诗歌语言的通俗优美，平易浅切，具有琅琅上口易于传唱的特色。

　　二是在叙事中包涵更多的抒情成分。

　　二者的结合，形成当时号称“元和体”新型诗歌的风格特色。在《琵琶行》中，诗人以抒情的笔调叙事状物，力求在明白如话的语言中将诗的韵味与音乐的节奏和谐结合。贯穿全诗的景物描写：大江、明月、枫叶、荻花、黄芦、苦竹、杜鹃的悲啼，猿猴的哀鸣，其凄清的色调，无不浸染着诗人遭贬爽直的感情色彩。当我们吟诵着“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些诗句，很难说它们是单纯地写景，客观地叙事。再如诗人精心安排的琵琶演奏场景：月华如水的太空是天幕，空阔茫茫的大江是场地，一个地位卑微而造诣精湛的女艺人，当她被社会冷落，遗忘之后，只能在大自然的舞台上再次向人间献出她的艺术。听者固然心荡神移，连大自然也停止了一切喧闹，庄严、肃穆地倾听着她的演奏。一曲倾诉天涯沦落、人间不平的悲歌，与大自然浑然融合，回响在茫茫水天之间，从而获得了永恒的存在。金代王若虚称白居易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滹南遗老集》）同书还引郑厚评白诗“如柳阴春莺，深得造化之妙”的赞语。这两段话，前者是对白诗浓郁婉转的抒情韵致的描述，肯定其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后者是对白诗悦耳和谐的语言风格的形象比喻。这种通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风格，便于人们的理解和传唱，因而在当时就得到广泛的流传：“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在白居易去世后曾作《吊白居易》悼诗）直到令天，这两首诗仍是国内外脍炙人口、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的名篇。清人刘熙载称道白居易“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诗概》）可谓公允而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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