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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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劾苏东坡的状子一天比一天多，幸亏有高太后的保护，没有遭到悲惨的结果。或许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于是，他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年）三月，他终于如愿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苏轼在杭州太守任内，又操作实施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更新建筑，建设公立医院、建设城市供水系统、修筑运河、建水库、筑苏提，整建西湖等等，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立下不少的功劳，也可以看出苏轼实在也是个实干家。

　　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宣布继承神宗的未竟事业，不久朝中重臣大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革新派重新执政。

　　苏轼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又是在劫难逃。不久，苏轼被撤掉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被贬往英州，厄运接连降临，又被贬为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惠州即今广东惠阳，历来只有重要的政治犯才被流放此地，苏轼可能意识到北还无望了，于是，他把家人安置在宜兴，只有三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陪伴奔赴惠州。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十月，苏轼到达惠州，苏轼在惠州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有诗《荔枝叹》一首可以一见此时苏轼情怀：“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跨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官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顺雨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牙，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绍圣四年，反对派看到苏轼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是恨的咬牙切齿，于是，一纸贬书，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所谓天涯海角，就是这儿，这里可是历代贬官的最远的地方，可是苏轼在此依旧活得丰富多彩，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创作也极为丰富。

　　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年）正月，哲宗驾崩，年仅二十四岁，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元祐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作诗曰：“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轼也是在召还之列，年过花甲的苏轼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与苏辙决定聚首常州。

　　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不幸，到达仪真的时候染病，坐船来到常州后，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益加剧。公元１１０１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终年６６岁，死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之峨眉山。

　　苏门六君子李文叔作祭文曰：“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苏辙所作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轼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

　　苏轼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未曾有所改变。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华之幸，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


　　　　──选自《活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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