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所有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中，杨绛的《忆傅雷》可能是我感到最为奇怪的一篇。在短短的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竟然有十几次提到“钟书”：一会儿说“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⑺；一会儿说“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⑻，而且“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⑼；一会儿又说“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⑽；……，一个特行独立的傅雷在杨的笔下忽然变成了一个唯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小学生，使人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要悼念亡友，还是表扬夫君？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写到傅雷在一次全国性的翻译工作会上，因举了许多错译的例句而招致许多“例句主人”的非议。这对一个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但“钟书”却去信责备，杨绛也深以为非，并献计说：“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⑾，这就把一场真诚坦率的学术论争变成了一种世故狡狯的人际权谋，同时也使我对一切东方逸民型知识分子的人生教诲保有了适度的警觉。
当然，在一大堆怀旧、念亲、谬托知己的文章中，还有一些更为莫名其妙的篇目。那就是说，傅雷之死是一个代价，是一个“我们”到达光明前途的路上必须经历的一次“曲折”，虽然“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是多么的惊人，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⑿。并且“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被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⒀。
一代翻译巨匠就这样成了别人锻火的材料。他们夫妇以绳索和毒药为代价捍卫生命的尊严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为了给别人提供一次“得人心的政治措施”的机会。因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那么“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就无从表现。
──幸好傅雷夫妇虽然“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因此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加“刚毅锐利”了；如果傅雷夫妇虽然“伤残”了，虽然被投入了炉中，但许多“钢铁”并没有得到“锻炼”，反而变成了软泥，不但没有变得更加“刚毅锐利”，反而更加心安理得、蛇行匍匐地为刽子手擦拭刀具，那么，傅雷之死价值何存？作者显然没有回答我们。
我只知道如果照此逻辑推断下去，那么，楚怀王就是好的，因为正是因了他的流放、迫害，屈原才孤愤发难，写出《离骚》；宋高宗和秦桧也不错，不是因为他们昏聩专断、陷害忠良，怎么能有岳飞的全忠保义，青史留名？历代极权王朝都可以，要不是皇权政治的黑暗和专断，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实甫和曹雪芹等历代文人怎么会怀才不遇，从而写下了那么多震烁古今的杰作？奴隶制度也不坏，你想要不是奴隶主的皮鞭和刀剑，那些奴隶会自告奋勇地背砖、挖土、扛石头，喜出望外地去修兵马俑和长城？
中国人能把一切悲剧都转换成喜剧，能把一切现实中的苦难都转换成精神上的快乐赶集，能把一切杀人、暴虐和流血都偷梁换柱成人民群众的迎神赛会。１９７９年４月，傅雷夫妇的追悼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会上有人郑重宣布，１９５８年把傅打成“右派”是错误的，“文革”中傅雷夫妇所受的诬陷迫害也应平反昭雪，并彻底恢复其政治名誉。而饶有趣味的是，主持为傅雷“平反”的正是当年整他、“打”他的机构──上海市作协，这就使得一场血淋淋的吃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吃人者所遵循的语言逻辑：那就是说，把你打成“右派”是错误的，但“打”你本身却并没有错；把你迫害致死是错误的，但即使是错了，我也可以不为你“平反昭雪”，现在已经为你“平反昭雪”了，这正好体现了我的“实事求是”──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凶手为什么仍然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为死难者“恢复名誉”。
这实际上是为以后制造新的恐怖运动提供逻辑铺垫。它的背后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恩主”心态。有了这种心态，一个人就可以对另一个人任意处置而不受责难。比如，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他就可以说，我虽然打了你，但我已经不再打了，这就是一种恩赐，他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本来还可以继续打你；依此类推，我虽然继续打着你，但因为我没有杀死你，这就是一种恩赐；我虽然杀死了你，但我本来可以让你死得痛苦，比如凌迟、剜心等，但我没有，我为了让你快速死去，用的是枪毙或注射，因而，这就是一种恩赐；我虽然让你死得很痛苦，但我本来可以连株你的家人或九族，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只是让你一个人死去，因而，这也是一种恩赐；……
这种高高在上、包打天下的逻辑最初是以隐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强盗、奴隶主和个别“通天教主”的潜意识里，后来在国家流氓化以后，就被一些独裁者奉为圭臬，并几乎成为上世纪半个世界的立国原则。
它的前提是权力，是无所不能的权力，是一部份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对另一部份人拥有一种绝对的、不容怀疑的支配权。包括他的生命、幸福乃至活着的意义都必须寄托在“我”的身上才能获得，否则，“我”必将利用巧取豪夺来的国家机器宣布这个人为“人民公敌”。这种上升为巫术的国家宗教，基本上不承认人的生命是从上天那儿得来的。他（她）的独立、自由以及一切生存、创造、表达意见的权力都不是神赐的，而是“我”赋的，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给予，而且这并不影响我在适当的时候迅速抽回。
就这样，人开始了扮演上帝的漫漫征途。万军之领袖以及追随者在无数香客的簇拥下登上了一座由砖石垒成的城楼。在那里，他发布命令，接受朝觐，并晓谕各族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只有按我手指的方向前进，你们的灵魂以及肉身才能进入流着奶与蜜的耶路撒冷。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人民的作用。一场规模空前的造神运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神祗的真正动力。人民说，要有神，于是就有了神；人民说，这神是真的，于是就焚香灼臂，磕头礼拜起来；人民看这是好的，就把城楼上的红漆当作西奈山的神光电火，就地举行起各种献祭仪式来：他们有的遗弃了家小，有的殴伤了父母，有的杀死了老师，有的把在不同阵营的兄弟的尸首吃尽，连一个脚底板也不留存。这就是人民在“站起”以后所做的所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