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到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傅雷为什么而死？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悲愤，还是“文死谏，武战死”的道德律令？是死于儒家的入世不得，还是道家的超然解脱？是死于个人奋斗的穷途末路，还是国家信念的分崩离析？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可以肯定的是，与司马迁、“竹林七贤”、徐文长、李贽、龚自珍、鲁迅等一大批东方抵抗知识分子相比，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巴尔扎克的翻译，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翻译一个被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封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⑵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默许和支持。而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１９６４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份，“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这其实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艺术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本能留恋。
果然，在１９５７年，当国家意识形态以“阳谋”的手段诱使知识分子“陈情进表”时，傅雷竟然较早走出书斋，成为上海市政协的“左拾遗”。在一次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后，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⑶。
痛切、热烈、天真无邪地为一个国家乌托邦奔走呼号。一切怀才不遇和乖张怪戾的激愤现在都离他而去了，他沉浸在了种族的廓大怀抱中。
──这种热情洋溢的投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对一个有着明显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来说，一切似乎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而国家政权最终还是抛弃了他。
一场“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不到一个月，暴风雨就突然降临。随着一场全国规模的整肃运动严厉地开展起来后，傅雷立即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痛苦回家。他的国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创。
当然，这也是一切儒式文人“治国平天下”梦想的必然结局。他们获得了他们为自己选择的命运。也就是，当被一腔治世热血鼓荡起来的儒家文人，一厢情愿地去“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过的是，谁的“国”、谁的“天下”允许他们“治”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国家”和“天下”属于一家一姓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跑到别人的家里或祠堂里去“治”和“平”而不被家奴赶出？这个问题孔子本人没有解决好，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徒子徒孙，而他的徒子徒孙，包括屈原、杜甫、陆游、岳飞、方孝孺、王国维在内的一连串风流高标的人物，除了跳江、冤死、愤愤不平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么，按照儒家的阶梯理想，一个士大夫剩下的就只能是“齐家”，而“家”是微缩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齐家”是“治国”的预备。因而，《傅雷家书》才以其与国家道德的一致性，成为与早期的《颜氏家训》、近世的曾国藩、李鸿章的“家书”一起为世所重的东方教子篇。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直接导致傅雷自杀的那场大抄家中，“红卫兵”搜出了“家书”的原件。他们满以为写的尽是“三反言论”、“叛国恶词”，谁知傅雷在里面写的多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于是，他们相互传阅，读得入迷，竟至于忘了抄检。可见，批斗傅雷完全是一场误会，一场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误会，误会的原因在于年轻的无产阶级由于学识浅陋而无法理解早期无产阶级的良苦用心。
而最终是傅聪的出逃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彻底破灭。傅聪，这个被他用棍棒和威吓抚育起来的长子，由于害怕回国后被逼加入到“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罪恶循环中而在波兰学成后驾机出走英国。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明智的举动，却对狷直的傅雷构成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人与他的种族，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这时再次形成了紧张对抗。
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不能明白，而且永远不能明白的是，当他真诚地按照传统意识形态要求的“爱国”标准去培养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干才时，那个“爱”的动作只是幻想中的一厢情愿，而它所“爱”的对象──“国”，只是一个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华衣艳裳、秋水频传地出现在儒家几乎所有的典籍和诗文中，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爱”过我们。
行文至此，我想明敏的读者已经看出了傅雷在他的最后几年里精神步步退守的大致轨迹。作为一个国家信念频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或者说成“消遣”）以外的事情了。他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约从１９５９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⑷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５０多种。
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也就是当“治国平天下”、甚至是“齐家”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正是这些拓片、碑帖和异类花鸟掩护了众多英雄向精神丛林的深处撤退。在那里，他们为自己的灵魂敷药。历史学家谓之“修身”。
而最终是“红卫兵”急骤的敲门声击碎了桃花源主人欲辩忘言的“修身”清梦。也就是当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觉醒来，发现温顺的狼毫、宁静的书台、旖旎的玫瑰花丛已不复存在，他已别无退路。圣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别人不许“独善”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们，“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当“世界是我们的”，出世也不得，就是无“世”可“出”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们，那就是──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