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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琐议,
这段话值得注意。
钱穆先生对“诗可以兴观群怨”是这样译的：“学了诗，可以兴起你自己，可以懂得如何博观于天地，可以懂得在群中如何处，可以懂得（处群不得意时）如何怨。”［２４］
朱熹对“诗可以兴观群怨”这样解释：“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２５］
另有不知译者名字的译本却是这样：“孔子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学诗可以激发热情，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团结群众，可以抒发不满。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事奉君王；还可以多知道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除去“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事奉君王”，就最后一个译本看，孔子似乎更性情，更知诗。从这里发展下去，也许可以知道诗和自由、个性、审美、情感、生命较之其他一些东西要离得更近。
三千余篇诗歌，删剩三百零五篇［２６］，孔子若真有此举，实在让人扼腕。然而司马迁的说法为后来许多人怀疑，参阅一些文章，亦不愿相信孔子真肯割舍，毕竟有些东西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怀疑者众，不乏可信，由近向远，仅举两例。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一章《诗经》：“《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书〉与〈诗〉》：“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其先虽遭秦火，而人所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最完。司马迁始以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孔子得于鲁太师，编而录之。朱熹于诗，其意常与郑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
古人与今人有大不同，今人常抄袭剽窃，古人却爱将自己之作托先人之名，孔子似乎也常受此待遇，古来多少著述，托孔子之名发者多矣，若起孔子于地下核实之，未必皆是孔子之意。然而，司马迁即使“传谣”或“造谣”，却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司马迁说孔子删诗之“去其重”可置而不论，而“取可施于礼义”，虽不能说司马迁写孔子亦如子作《春秋》微言大意，却贴近孔子的兴趣、爱好和追求，纵孔子有冤，分辩起来怕也有些说不清。
“毛诗”不重诗歌本身，宗旨却是有的，而且很明确。比如《野有死麕》，本是男女欢爱之歌，毛氏却换其主旨为“恶无礼也”，而这里所谈论的《关雎》，一篇一往深情清新隽永之作，却也被推向赞颂“后妃之德”。也许毛氏早已知道“堵塞”并不灵于“开导”，也许毛氏意识到封禁不如修正，毛氏用文字在“诗三百”之外对三百篇诗做了手术，这手术不仅使三百篇诗易形，同时修理了人们的手和眼睛，致使后人创作往往多道德训戒，观看文学作品的目光也畸形，衡量和评定文学作品的标准常在文学之外，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也往往非常不正常。
如果一味对《毛诗》有意见，或许会使作者委屈，毛氏或会说，他的思想有其渊源，是从孔子那个方向传承而来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公之于世于孔子不利，有学者就此撰文说，“孔子重视《诗》、礼二者之间关系的思想，也见于上博简《孔子诗论》”，在孔子那里，“一首诗，如果能体现礼就是一首好诗，哪怕它是一首谈情说爱的情诗”［２７］，《论语》中也有：“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２８］结合“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这里似乎透出些信息。
然而，所谓《孔子诗论》，却又有些话说。有人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只称为《诗论》，并撰文指出，“《诗论》就其论诗的总体特点来讲”，虽然“尚保留儒家较原始的《诗》教特点，明显地是未受到孟子和荀子两种《诗》说影响前的另一种《诗》教”，然而“从《论语》看，孔子虽然已开儒家《诗》教之先河，但其所论不过是在与弟子的对答中即兴讲一些‘兴、观、群、怨’，‘思无邪’，‘温柔敦厚’和经世济用、触类旁通之类的语录，尚未形成通篇的论述。《诗论》虽然在论述主旨上显然承袭了孔子的《诗》教的基本精神，但较之孔子的零星论述要成熟和系统得多。考虑到前述《毛诗》的《大序》主旨很可能是脱胎于《诗论》，虽然汉代以来学者围绕《诗序》的年代与作者聚讼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大序》渊源于子夏的《诗》说则是合理的。因此，我认为在目前没有更可靠的否定材料情况下，把《诗论》看作是子夏的《诗》说应当说是一种合乎事实的推断。”［２９］
行文至此，可以这样说，诗承教化，似以毛氏建功为巨，若将孔子论诗视为散兵游勇，毛氏所做已有系统工程意味，有一段话可以借来一用：“《毛诗郑笺》则兼采齐、鲁、韩三家诗说，融入三礼的观念解诗，把诗与伦理观念结合在一起。毛诗的思想正是在上述著作承前启后的解说中，承载了政治伦理内涵，并慢慢为人所接受。”［３０］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风以动之，教以化之”［３１］。诗歌的异化来源已久，文艺创作的工具化也很有些历史，毛氏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巨大，怎么估计都不算过分。好在诗歌有自身规律，《诗经》以后，仍有“古诗十九首”，仍有汉乐府，仍有唐诗宋词。但是，文学创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要想从毛氏的影响中走出去，任务终是艰巨。
２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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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⑴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２版，６２页。
⑵⑶《文心雕龙·比兴》。
⑷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２版，６３页。
⑸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２版，６２～６３页。
⑹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２版，６３～６４页。
⑺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２版，６４页。
⑻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版。
⑼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２版，６５-６６页。
⑽ 《颜氏家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
⑾ 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初版。
⑿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
⒀ 朱 熹：《朱子语类》卷八十。
⒁ ［美］纳塔莉？安吉尔著，李斯、胡冬霞译：《野兽之美》，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
⒂ 《论语·为政篇第二》。
⒃ 钱 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初版，２２页。
⒄ 鲁 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书〉〈诗〉》。
⒅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一章《〈诗经〉》。
⒆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互联网http://www.gg-art.com/imgbook/index.php？bookid=５３电子版。
⒇参见《毛诗正义》卷十三。
［２１］引自何其芳《诗歌欣赏》，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年４月版，３１页。
［２１］《论语·雍也篇第六》。
［２１］《论语·八佾篇第三》。
［２１］钱 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初版，４２４页。
［２１］朱 熹：《论语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２１］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２１］曹建国、张玖青：《孔子论〈诗〉与〈孔子诗论〉之比较》。
［２１］《论语·子罕篇第九》。
［２１］ 范毓周：《关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诗论〉文献学的几个问题》。
［２１］次仁央宗：《一部厚积薄发的典范之作──评吴万钟〈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
［２１］《毛诗序》及《毛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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