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１９７１年：
夏济安：“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被他本人和中国左翼运动所浪费掉。”“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与地狱的音响。”“鲁迅未能以他对非意识世界的认识写出一部诸如《荒原》《尤利西斯》那样的杰作，也许是由于他的恐惧，他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以至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日益狭窄，这一切鲁迅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原载《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出版）
１９７９年：
夏衍：“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的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原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１期）
胡菊人；“近数十年来，对于鲁迅的研究和歌颂，有如黄河的决堤和泛滥，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近代作家惟一值得谈的，就只有一个鲁迅，惟一值得学习的亦只有一个鲁迅，甚至近代中国如果有作家，亦只是鲁迅一人。”“千篇一律的、万音如一声的、千声如一响的单调的‘鲁迅赞’交响乐使人听得又厌又怕。”“从来不为人加以道德上的人格评断的鲁迅一段生活。他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受日本人的保护，与日本人的关系这样好，即使时势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在人格的完整上，是污点呢？还是非污点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至２月６日鲁迅的日记“失记”“空白”“这恐怕是鲁迅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蔽的是……”如果这件事一“泄露出来”，鲁迅的“偶像性”就会马上粉碎。 （原载《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
【８０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１９８０年：
王蒙：“看样子，‘缓行’快要变成了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快要变成了‘永不实行’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原载《读书》１９８０年１期）
１９８５年：
刑孔荣：“《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其次，作品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阿Ｑ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形象。”“《故事新编》是三流作品”（《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期《青海湖》）
１９８８年：
严家其：“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是一个伟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描写社会现象来表达他对国民党统治的看法，但他一不骂国民党要人，二不公开接近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认为他是揭露国民党的，而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对他怎样。这方面鲁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面他比较心胸狭窄，不容异见。”（《严家其谈政治与人》，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６日香港《大公报》）
柏杨：“我讲过，我写杂文比鲁迅好。这在大陆讲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冒犯。但是，我并不是实质上比鲁迅好。我觉得，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好，你们应该比我好！我们是个很有尊严的民族，不是黑社会，不是武狭小说里的祖师爷……谁都没有祖师爷好，这是很危险的。”（《柏杨答记者问》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陕西政协报》）
１９８９年：
李欧梵：“鲁迅杂文在最后一个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好斗和论战的写作方式。”这种模式“刻薄，好斗、毁灭性打击，甚至恶毒”，“因过于关注社会而受到一定的损害”“同鲁迅其他众多的泄私愤的文章的价值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原载１９８９年第９期《鲁迅研究月刊》）
【９０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１９９１年：
柏杨：“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原载１９９１年第５期《鲁迅研究月刊》）
１９９２年：
千家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关系。”（《读〈鲁迅日记〉》，原载１９９２年１月香港《明报月刊》）
１９９４年：
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原载１９９４年９月８日香港《联合报》）
１９９５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载１９９５年２月５日《中国青年报》）
１９９６年：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原载《世纪之交的冲撞》，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出版）
１９９７年：
董桥：“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战斗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的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本，恐怕失之悖逆。当然，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也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实在好玩。”（原载《文字是肉做的》，１９９７年８月文汇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８年：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