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师敌长技”
１８９９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１１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１９０５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９号（１９０２年６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６４册（１９００年１１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１９００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１９１７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