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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叔于勒》有关资料,
真的这就是于勒吗？我们一定也为这突然的发现感到诧异，急于要知道个究竟。
小说合情合理地顿挫了一下。它没有立刻解开这个谜，而是让这位受了惊的菲利普先生去找船长探问底细。等到从船长的口里证实了这就是于勒，证实了于勒重又潦倒沦落为穷光蛋之后，最紧张的一幕出现了。
“啊！啊！原来如此……如此……”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父亲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
随着菲利普夫妇惶惧紧张心情的急剧增长，我们的视线也越来越深地探入了这两个人物的灵魂深处。是希望，还是幻灭；是福音，还是恐怖；是兄弟，还是路人──这一切，决定于一样东西：钱！
小说没有突兀地在这里打住，而是慢慢地入情入理地来结束这场虚惊，把紧张的气氛逐渐平息下去。
母亲马上回答道：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的女婿起疑心。”
父亲神色很狼狈，低声嘟哝着：
“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暴怒起来，说：
“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５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
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回答道：“两法郎５０生丁。”
我把５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１０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吃了３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给了他１０个铜子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１０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在这悠然的余韵之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回味咀嚼的机会，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菲利普夫妇是可鄙的，同时又是可怜的。他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然而已经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腐蚀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的，不是两个个别的人，而是那全套的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篇小说的主题不是多么深奥的，情节不是多么曲折复杂的。用平常的人物，平常的情节，表现一个普通的主题，可是能够表达得深刻，能够给人启发，耐人寻味：这正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独到之处。莫泊桑写人物，不在外貌的描绘上下功夫，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这内心世界的揭发，又决不靠作者的申说，而是用人物的言语动作，让他们自己去自然地表露。当于勒据说赚了大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他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成了“决不会有出息的”。莫泊桑也并不忽视人物的外貌，然而，这外貌的描写，同样不依靠作者的叙述，也是用人物的语言动作，让他们更生动地去显示自己的神情。还拿这位菲利普太太来说吧。她出门的时候是安详地用手挽着丈夫的胳膊，接到小叔来信的时候是那么热情地赞扬，发现小叔穷愁潦倒的时候，开头居然能比丈夫更镇静，敏捷果断，指挥若定，随即就暴怒起来以至破口大骂。作者一方面生动地描绘出这个人物的神情，另一方面又留下了宽绰的余地让我们自己去描摹，并不用他的过细的线条和色彩去束缚我们的想像。对于他所写的事件和人物，莫泊桑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有所喜爱，有所憎恶的。这些，他也不用自己的申述来表白。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挖苦菲利普，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贬斥菲利普太太，也没有用任何特殊的颜色给他们抹上花脸，或者让他们变成畸形，只是疏疏落落的几处写他们看来仿佛好笑的言谈举止，可是菲利普夫妇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已经出现了一副既可鄙又可怜的形象。小说里的故事，是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的，看不见多少倒叙、插叙，或者别的什么斧凿的痕迹，然而，情节的进展随处在我们的思想里引出问题，使我们急于要追问究竟。对于我们的追问，作者是不慌不忙的，从容自若的。他尽管慢条斯理地说下去，丝毫没有故意要制造个什么气氛的样子，可是我们却总是平静不下来，心里老是起伏不平：“啊，原来是这样！”“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样逼着我们非得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不可。
读小说，我们常常谈论小说的表现手法。莫泊桑的手法，可以说是一种不用手法的手法，是寓新颖于平淡自然之中的手法。他的人物，在语言动作之中有内心世界的表露；他的情节，在平铺直叙之中有波澜起伏；他的描写，在平实朴素之中有锋芒；他的幽默，在轻浅素淡之中有辛辣。这些，也许就是这篇小说在写法上值得玩味体会，值得参考借鉴的地方。
──选自《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巨匠的名篇──读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卢昆）】
在世界文坛上，擅长写短篇小说者比比皆是，但真正称得起“巨匠”的，却寥若晨星。１９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便是灼灼耀目的一颗。他在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约３００篇中、短篇小说，虽不能说篇篇精萃，字字珠玑，但若着眼整体，委实花团锦簇，异彩纷呈。其中的名篇佳作，令人心驰神往，虽掩卷仍久久激荡于胸臆之中。发表于１８８３年的《我的叔叔于勒》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它虽难与蜚声文坛的《羊脂球》媲美，但足以体现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风格、特色和功力。
当我们刚刚开始读这篇作品时，它那平凡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并无“一鸣惊人”之效，反有“平庸无奇”之感。然而，随着人物的活动和情节的展开，读者从平凡中看出了神奇，从质朴里窥见了光华，心不由己地跟随着作家去嘲讽，去鄙夷，去同情，去怜悯。直至小说戛然而止，读者仍在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仍在品咂其中的酸甜苦辣。这不由人不思忖：小说的这种魅力到底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对这篇作品作一番细致的揣摩和推敲，便可发现其中的奥秘。
一篇小说的灵魂在于立意。立意的正谬、深浅，往往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优劣。《我的叔叔于勒》意在揭露在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无疑是准确而犀利的。不过，熟悉１９世纪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立意并不新鲜，不少名家大师都曾为之呕心沥血，并结出累累硕果。巴尔扎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惟一力量”（《幻灭》），“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吗”（《高利贷者》），“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高老头》）……巴尔扎克在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中对此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可见，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并非仅以立意的新颖和深刻见长，而是另有取胜之道。众所周知，巴尔扎克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人们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构思了曲折的故事情节；而莫泊桑却善于从浩瀚的海洋中撷取欢跳的浪花，以小见大，从局部看整体，通过生活琐事来反映社会的本质。《我的叔叔于勒》讲述的就是当时法国的凡人小事。故事发生在滨海城市哈佛尔。小说中“我”的父亲菲利普是个小公务员，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不仅“样样都要节省”，甚至连女儿都嫁不出去。不过，在晦暗的天幕后面，他们似乎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以前被视为“全家的恐怖”的“我”的叔叔于勒，在美洲发了财，“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而且准备回到故乡，和哥哥一家“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于是，“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菲利普一家朝思暮想，眼巴巴地盼望于勒归来，并对“这桩十拿九稳的事”“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的二姐也因这一“福音”订了婚。然而，一次邂逅揭开了一出悲剧：“我”的一家去哲尔赛岛旅行时，遇见了早已归国的于勒，一度阔绰的富商竟成了衣服褴褛的小贩。这对“我”的父母，不啻晴天霹雳。他们从虚幻的幸福峰巅跌入了现实的悲苦深渊。由此，他们对于勒的看法和态度又发生了突变：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又重新变成了“贼”和“流氓”。菲利普夫妇不仅当时不认同胞骨肉，而且返回时改乘船只，“以免再遇见他”。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对比十分鲜明强烈，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思想：“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语）这篇小说以于勒的遭遇为引线，虚写和略写了过去和未来，把笔墨凝聚在“我”的一家旅游哲尔赛岛在海轮上巧遇于勒这一事件上，其取材与布局疏密有致，虚实相间，详略得体，清晰生动地勾勒出一幅１９世纪后半叶法国小市民生活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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