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学生已经学过《桃花源记》，对作者的名字和大体事迹是比较熟悉的，不用再作介绍。下面摘录两条有关陶渊明家庭生活状况和嗜酒的材料，供参考。
１、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按：《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一向被视为姊妹篇，前者作于４０５年作者弃官归田之日，以乐天知命为主旨；后者作于宋移晋祚（４２０年）之后，以安贫乐道为主旨，可以相互比较。
２、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大）。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补充注释】
１、宅边有五柳树
从“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 的诗句可知陶宅边确实有柳树。
２、好读书
陶渊明读书是在完成耕种之后，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可以看出。又常与友邻讨论，所以又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第一首）
３、性嗜酒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真乃“篇篇有酒”，其嗜酒之甚可以想见。
４、箪瓢屡空
这是五柳先生以颜回自况，颜回箪瓢屡空而“不改其乐”，说明他安贫乐道。五柳先生亦当如此。陶渊明亦常“箪瓢屡空”，如“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就是写他由于乏食不得不外出借贷的情况。
５、黔娄
战国时齐人。鲁恭公曾遣使者致礼，赐粟三千钟，想聘他任宰相，他坚辞不受。齐王又派人送去黄金百斤，聘他为卿，他也不接受。死时衣不蔽体。其妻亦有贤德。“黔娄有言”，一本作“黔娄之妻有言”。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曾写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译文】
五柳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和表字。因为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就用它做了自己的号。他安安静静的，很少说话，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读书，不过分在字句上下功夫，每当对书中意旨有所领会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也忘了吃。他有嗜酒的天性，家里穷，经常没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这种情况，有时摆了酒叫他来喝。他一来就要喝得尽兴，希望一定喝醉。喝醉了就回家去，并不装模作样，说走就走。简陋的居室里冷冷清清，遮不住风和阳光。粗布短衣上面打了许多补丁，饭篮子和瓢里经常是空的，可是他安之若素。经常写文章来消遣时光，从文中也稍微透露出自己的志趣。他从不把得失放在心上，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赞曰：黔娄的妻子曾经说过：“不为贫贱而忧心忡忡，不热中于发财做官。”从这话看来，他该是五柳先生一类人吧？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为自己抱定的志向而感到无比快乐。他大概是无怀氏时候的百姓，或者是葛天氏治下的百姓吧？
【《五柳先生传》赏析（孙静）】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诗歌独开一派，散文造诣也很高。北宋欧阳修便对他很倾倒，曾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其实不只《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以及《五柳先生传》等，也都是好文章。
年代距陶渊明不算很远的南朝人沈约和萧统，都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是用以“自况”，当时人视为“实录”。这话是有道理的。《五柳先生传》所写，都可以从史传和本集有关作者的记事中得到印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五柳先生传》就是作者的自画像，这是读本文首先应该把握的。
陶渊明的一生虽然主要是在田园中度过的，从同时代的人起就把他称为“幽居者”，但他却是一个有壮志和用世之心的人物。在《杂诗》里，他自言“少壮时”，“猛志逸四海”。《饮酒》诗中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对年近四十仍然功业无成，颇为感慨。中年几度出仕，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又加上性情耿介，不会圆滑，难免不惹祸患，便毅然归田。他把田园看做是与腐朽现实对立的一片净土，在这里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怡然自得地生活，傲彼浊世。他的可贵处就在于守志安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五柳先生传》正是托名五柳先生刻画出这样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形象。
全文不长，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在一百七八十字之间。在这样简短的篇幅里勾画人物，却能做到形象丰满，性格鲜明，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艺术功力。
开篇四句是对人物身份的交待。起得飘忽，也起得风趣。但不要轻轻看过，以为只是作者的趣笔，实则其中隐含深意。“许”做“处所”解，“何许人”即“何地人”。古人是重视地望的，姓氏前常要冠以家世籍贯，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之类，在两晋门阀制度下尤其如此。而五柳先生却不知何地人，可见他不在流俗观念之中。古人又是重声名的，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希图能够声名不朽，而先生却连姓氏名字也不清楚，竟指宅旁五柳而为号，可见他又出于流俗观念之外。这几笔不仅把隐姓埋名、深藏避世的意思说足，而且突出显示了五柳先生的不俗，一上来便使“高人”之气笼罩全篇。语极平淡，味极深醇，这就是苏东坡评陶诗所说的“似癯实腴”的境界。作者《归园田居》诗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传》文的“宅旁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又隐隐散发出一股田园气息，映衬出一个田园幽居者的形象，可以说没有一点闲笔墨。嵘评陶诗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同样可以移来评他的文。
“闲静”二句用正叙点出五柳先生最本质的情操。正因为不为荣名利禄动心，所以能守志不阿，也因此才高出于流俗之上。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这话是比较能说到点子上的。“闲静少言”与“不慕荣利”相照应，“闲静”即不尚交往，“少言”即不喜应酬，也就是陶诗中所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二句前后呼应，互为补充。
下面集中描写五柳先生在田园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态。分四个方面写，中心则突出其悠然自得的情调。“好读书”四句是讲读书。对于“不求甚解”，解法一向很有分歧，其实它只是对下文“会意”而言的。意思是说读书不求对书的系统的深入的把握，只重在其中会己心、惬己意者，也就是从中寻找思想上的共鸣和感情上的寄托，作者《赠羊长史》诗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是这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说明。“性嗜酒”八句是讲饮酒。“造”当“到”解，“造饮”即到那里饮酒。“不吝情”是“不系恋”、“不在意”之意。亲旧招饮，造饮则醉，却不以去留为意，见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无意，把嗜酒之味写得更为浓足。作者《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曾说：“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这几句便是写他醉酒陶情的意态。“环堵”五句是写安贫。“堵”即“墙”，“环堵萧然”就是四壁空空。“短褐穿结”是说穿的粗布短衣还破着窟窿，打着补丁。“箪瓢”分别是盛饭和盛水器，“箪瓢屡空”即饮食不继。“晏如”是安然的样子。吃穿住没有一样不困弊不堪，却处之坦然。不因贫夺志，也不因贫败意，见出先生的高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平和的一面时说，他“是个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可以帮助我们体会这里所写的境界。“常著”四句是写著文，他吟诗作文，用意也是在示志娱情。示什么志，娱什么情呢？就是本篇传记中所写的高志奇情：憎恶世俗，守志于田园，甚至是陶醉于田园。他借文章“导达意气”，自乐其志，所以忘怀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终。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读书适意，醉酒陶情，安贫乐道，著文娱志。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勾画，一个坚守节操、不随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来了，活起来了。选材极精，造语极简，意足笔止，风神宛然。古人说文章作到好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陶文够得上这样的标准。
文章最后还有一段“赞”。“赞”是历史传记的一种体式，缀于传文之末。《文心雕龙》说：“赞者，明也，助也。”据郑振铎先生的解释，传文中记事有未完备之处，在“赞”中补足，即所谓“助”之义；传文中褒贬之意没有说尽，在“赞”中讲透，即所谓“明”之义。所以“赞”不是赞美，而是对史传正文的记事和褒贬做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本文利用这一体式，进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黔娄”见于《高士传》，是齐国一个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娄之妻的话见于《列女传》。“戚戚”是忧愁的样子，“汲汲”是热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娄之妻的话所说的，是五柳先生一类人吧。“兹”是连词，起承接作用，有“则”、“斯”之意。“若人”，这个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们把《传》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赞”中这几句话成为画龙点睛之笔，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可以说是“赞”体的“明”的作用。“无怀氏”见《庄子》，“葛天氏”见《吕氏春秋》，都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陶渊明常用古史传说指称自己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唐”即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时代。《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羲农”即指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赞赏五柳先生简直是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老百姓，等于说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进一步升华了，可以说是“赞”体的“助”的作用。作者的《与子俨等疏》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写的显然是这种生活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