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风筝》发表后影响颇大，因而作品中那位施行“精神虐杀”的封建儿童教育的兄长，是不是作者自身呢？亦即作者写的是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这个问题一直为人们很感兴趣。这样，鲁迅的亲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孜孜请教的对象。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解放前就写道：
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但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
几十年来，周建人同志数次回答此类询问，直到８０年代他还给访问者明确作答：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但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同志却持不同的说法。她在谈话中是把《风筝》中的“我”与鲁迅、小兄弟与周建人当作同一个人来向人们介绍的。１９５６年的金色的秋天，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举行鲁迅纪念会，许广平同志应邀在会上向少年儿童们作报告说：
鲁迅长大后曾检讨自己对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还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放学回家后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他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里糊风筝，他觉得这是件没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风筝撕毁了，当他长大后觉得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对的。曾对弟弟提起这件事，他弟弟说有这件事吗？我都记不得了。后来鲁迅伯伯就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还说：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可以过去了。
许广平同志的讲话获得广泛的赞赏，不少鲁迅研究家写作鲁迅传记时都是认真使用《风筝》中所提供的材料的。
那么，周建人同志的话全错了吗？问题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因为《风筝》里明明写过，早在当年小兄弟“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是，即使《风筝》写的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却也不等于鲁迅在执笔时对原材料没有取舍，没有突出，没有必要的渲染和强调，否则，恐怕就难以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了。
而且，以上仅是就创作素材而言，重要的是对作品主题的认识。所喜鲁迅两位亲属都是一直从儿童教育角度来谈《风筝》的。周建老明确指出：“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在理解《风筝》主题为批判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倡近代儿童教育的科学观念，这不就统一起来了吗？两位鲁迅亲属的话在精神实质上还有什么根本分歧存在吗？
（选自《鲁迅名篇问世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二、从批判封建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王崇志）
《风筝》叙写了“我”的一件往事及其带给“我”的一段思想感情的经历。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并且不准自己的小兄弟放，有一次还粗暴地毁掉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这一件当时毫不在意的小事，时隔二十年，突然出现在记忆中，竟如此剧烈地啃噬着自己的心，以至渴望得到补救，却已经无济于事，只是平添了心头的沉重，而且此后每忆及此，就感到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读过之后，我们不禁为小兄弟的不幸遭遇，为“我”的补过不及的悔恨，深深太息，同时觉得需要思索一些什么问题。
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他的合理的愿望，只是因为有悖于大人们的“信条”，就不能发展，就得不到实现，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使人痛切地感到其中包含着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东西。被糟践的虽然是一只风筝，可是同时受到伤害的却是一颗本来应该受到爱抚的稚嫩的心。作者称之为“精神的虐杀”，是非常深刻的。这“精神的虐杀”的一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我”的性格的“老成持重”。作者说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己作主，其实多受死鬼牵制，指出了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和毒害。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我”却把它看作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而且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限制，以至因为“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而破坏了小兄弟辛辛苦苦做好的风筝，“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如此无情的践踏，“我”是毫不顾忌地做了。小兄弟受了这样无理的对待，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论长幼”，“我”是兄长，自以为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我”对风筝的态度和破坏风筝的粗暴行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精神上和心理上某种鲜明的印记──被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打下的烙印。应该说，“我”的所作所为，既是个性化的，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特点，这就使这一场关于风筝的纠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个风筝事件不一定是作者经历中曾有的实事，但却是当时社会里会有的实情。封建思想有形无形地摧残着我们一辈一辈的人。类似《风筝》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在旧社会里是时时发生、处处存在着的，可是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作品中未曾觉悟之前的“我”那样。作品一再强调“我”的沉重和悲哀，不仅仅表现了“我”的个人的悔恨，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这种普遍的精神麻木状态的忧虑和痛惜的感情。作者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索，从生活中捕捉了这一素材，经过概括，加以铺陈，把它艺术地再现了出来，表示了对封建的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否定和深恶痛绝，并启发人们思考，从而有所觉悟。因此，这篇作品很有教育意义。即使在今天，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品中得到极大的思想教益。
（《读〈风筝〉》，《〈野草〉赏析》，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三、从自我解剖的角度去理解（王瑶）
鲁迅曾说：“我的的确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的精辟的解剖别人的文章，而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给人们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因为从这种文章中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高尚品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鲁迅向来是十分憎恶“瞒”与“骗”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鲁迅之所以那么深刻的批判阿Q精神，也正是要启示人们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风筝》为例，作者在叙述２０年前儿时的一段生活时，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地抒写自己的心绪，而“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当然，《风筝》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绪已经非常明确，因之它的内容并不难于理解。
（摘自《论野草》，《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四、从亲情角度去理解（康锦屏）
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鲁迅就是一生躬身实践“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人。因为他认识到：“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随感录》）《风筝》就是一篇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形象地再现了鲁迅严于自责和反省的品格与情怀的优美散文，它吹奏出了一曲人情美的温馨之歌，让人沉醉在自然、和谐、水乳交融的诗情画意里。
《风筝》写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４日。这一天是中国旧历的正月初一。此时，鲁迅居住的北京，“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出现于远处天空中一二风筝的浮动，使“我”似乎看到“久经诀别的故乡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在这天空中荡漾了”，由此在“我”与读者的面前展示出了故乡风筝时节春光明媚的图画：天空，抬眼看见的是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耳边听见的是沙沙的风轮声；地上，杨柳已经吐芽，山桃也多吐蕾，这早春二月的景象正和天上的点缀相照应。作者把往事的回忆放在这样的画面中展开，使现实中严冬的“寒威”与回想中春日的“温和”互相映衬，既增添了往事回忆哀婉动人的力量，又使作品带上几分明丽的色彩，透露出作者不满黑暗现实、向往光明天地的心情。既是以小兄弟为代表的儿童们天真无瑕的心灵美的映衬，又是“我”感于事，触于景，引动自责反思之情的触媒。作者对故乡二月风筝季节佳境的诗一般的描绘和着意渲染，既是作者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表现，又是小兄弟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反映，从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心灵美的颂歌。
这支人情美的颂歌荡漾在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态的描写里，荡漾在小兄弟因风筝被“我”毁坏的“惊惶”、“绝望”的痛苦里，荡漾在小兄弟“全然忘却，毫不怨恨”的心灵里。
这支人情美的颂歌也回响在“我”“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不许”放风筝，因而鄙夷小兄弟“最”喜欢风筝的笑声中；回响在“我”蛮横毁坏小兄弟“苦心孤诣”而“偷做”的风筝，并“傲然”离去的神态中，和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玩艺”的偏见中，回响在“我”急于“补过”而终于无可补救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