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中有两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人涉及。笔者教学过程中查阅了一些资料，现整理出来，以作参考：
一、关于看社戏的时间
《社戏》中写道：“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又说，赵庄之所以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课文注释云：“春赛即‘春天举行的赛会’”。据此，一般人认为，看社戏的时间是在春天。其实，这是不确切的。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其理由有三：
１、《社戏》中说，我到外祖母家去，是在“扫墓完毕之后”。那么，浙江绍兴一带的扫墓是在什么时间呢？据《越谚·风俗部》云：乡下墓祭一年间共有三次，一是“拜坟岁、上元之前，儿孙数人，香烛纸锭谒墓”；二是“上坟，即扫墓也，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三是“送寒衣，十月祭墓之名，亦数人而已。”《越谚》的作者范啸风，别号扁舟子，绍兴城附近皇甫庄人。鲁迅的外祖父鲁晴轩中举后迁居皇甫庄，租赁的就是范啸风的房屋。他的话是可信的。另据周作人回忆：“周家墓祭的规矩，拜坟岁和送寒衣都只有男子前去”，而“清明上坟，规模就要大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把以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分析，《社戏》中所说的扫墓，是指清明上坟无疑了。又据顾铁卿所著《清嘉录·卷三》云：所谓清明上坟，并非仅仅指清明节那一天，而是“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那么，小说中所说的“在扫墓完毕之后”，当然应该是在夏初了。
２、从《社戏》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看，也是在初夏。“碧绿的豆麦田地”，“罗汉豆正旺相”，这被称为“罗汉豆”的蚕豆，在浙东一带，是越冬植物，清明以后才开始结果，到夏季才能收割。能剥了煮着吃的时候，当然是在初夏了。另外，小说中还写道，看社戏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们，“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水果当然也只能到夏季才有。
３、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地方戏》中明确写道：“本文〔指《社戏》──引者注〕中说：‘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这是题目的说明，但实际上这种演戏大抵是在夏天。”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而不是在春天。
二、社戏演出的内容
关于社戏演出的内容，小说中是这样记述的：首先是“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几个赤膊的人翻了一阵筋斗，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然后是“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最后是老旦出台慢慢地唱。这究竟是一出什么戏呢？据徐淦《鲁迅和绍兴戏》一文考证，这是绍兴戏《游园吊打》。该戏叙述的是唐朝宰相卢杞陷害忠良，纵子作恶，终于被惩的故事。卢杞的儿子〔剧中称为恶少〕带了帮闲家丁到忠良朱文光家抢亲，被朱文光抓住打了一顿，直到写了服辩〔悔过书〕方才罢休。服辩词云：恶少──抢姣姣；家丁──惹祸苗；恶少──下遭再来抢姣姣；家丁──变猪变狗变阿猫。小说中被绑在台柱上的红衫小丑就是卢杞的儿子，那个花白胡子的就是忠良朱文光。
另据周作人回忆，小说中所写的社戏的内容，“是绍兴戏中精彩内容之一”，“帮闲引了公子去抢姣姣，结果吊打了写服辩了事，……看过的人都不能忘记，……虽然他不曾说出是什么戏文来”。这段回忆，与《游园吊打》的情节也是完全吻合的。
【人生经验通感──从《社戏》和《朝花夕拾》谈起〔范伯群、曾华鹏〕】
一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鲁迅的名篇《社戏》的结末一句，不知勾起了多少读者的神思遐想。为什么我们会受作品中的这种怅然若失的情愫的强烈感染呢？因为这结末一句话伸出她的纤巧的手指拨动了我们的心弦，使我们联想起自己永远失落了的童年，从而搅动我们心灵深层的积淀，引起“心弦的共振”。人人都会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补充和生发这种“失落感”，并且会赋予这种一去不返的失落感以“美质”。
假设将《社戏》的结末一句话删去，我想作品的感染力就大为逊色。如果我们深究一下这句话为什么会有如此感人肺腑的“魅力”，那么其奥秘就在于：鲁迅用这句话激起了读者的“人生经验通感”。“她”能点燃我们追忆童年的情感之火，而且人人都具备这种“通感”的燃点。
童年──对每个成人来说，都永远无法重现地消逝了。每每忆及，总会有一种惆怅的失落感，而人们对永远失落和不可重复的岁月总会去追寻出它的美感来，再用感情镀上金色的光泽。即使是忧患的童年，也会因时距而寻觅出忧患余生中的“忧患美”。《社戏》的结尾，就是诱导人们追忆这种“永远失落的美”，又借助于“人生经验通感”的“导体”，抓住了读者的心。
过去，我们对这种客观上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人生经验通感”，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我们对这种“接受美学”中的“最良导体”，缺乏必要的冶炼和运用。这种“人生经验通感”能使作者和读者的感情熔为一炉，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能找到这种“人生经验通感”的作家，他就是找到了征服读者心灵的“秘密武器”。鲁迅就是善于掌握这种“秘密武器”的圣手。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的确，这“思乡的蛊惑”，这对儿时的反顾，这记忆中的“旧来的意味”，实际上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美。但我们是自觉地去受“哄骗”的，而且甘愿“终身受骗”。这是一种多么神妙而无法言表的感情啊！也许是鲁迅已经自觉地发现了《社戏》结末一句的震慑的威力，所以作家才会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再旧事重提。而且又非常自如地娴熟地在《朝花夕拾》中运用这种使人们“心灵相通”的技巧。要论及“人生经验通感”这个大题目，涉及的领域是无限宽泛的，我们这里只想谈谈“思乡的蛊惑”和儿时的反顾这一课题。因为《朝花夕拾》就是鲁迅永别故乡后的蛊惑的情思，就是在流离颠沛中，对儿时童心的追忆。这是有良知良能的人的最基本的“通感”之一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结尾，有着浓郁的《社戏》式的风致。鲁迅用“荆川纸”影写了一大本绣像，“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结末写道：“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这也是一种惆怅的失落感。这是童年时带着最美好的情趣描摹的“心艺”，又何况是一大本呢！这是纯正的童心的结晶。可叹的是“明珠投暗”了。真情被铜臭所玷污，这是莫大的痛惜。这个已做了店主的“准绅士”，与北京戏园中“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的胖绅士是类似的。“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童年的鲁迅是爱书的。当长妈妈为他买到“三哼经”时，他好像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他说“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那么，对搜集绘图的书几乎成癖的童年时的鲁迅来说，难道不更珍爱自己搜集和影写的图画吗？更何况还有“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它的模样，难道不也会“到现在还在眼前”浮现吗？那是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童心被艺术征服的活见证，可是“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所传达给我们的却是童年高尚情趣的“灰飞烟灭”，是一种超常形态的怅然若失。
二
这种访旧、反顾、追忆的意绪，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是以永恒的怀念感来作结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又可看作运用“通感”的一例，让读者以自己的经历当主干，去思怀，去祈念永别的亲人和密友。
对鲁迅说来，忆念长妈妈是有自己独特的思路的。他对辛劳了一生，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给她服侍的“哥儿”留下的“保姆”，表示了永恒的怀念。她所留下的“长妈妈”的“长”字，不过是“顶替”了周家前一个女工的高大的身躯的“代号”而已。在周家，其实她仅是“阿长二世”罢了。鲁迅落笔写了大半，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粗手笨脚的“黄胖而矮”的愚妇人的形象。迅哥儿并不理解她，对她的敬意是一直没有牢固树立起来的。但当迅哥儿“渴慕”绘图的《山海经》，而且遍求不得时，长妈妈却“与众不同”地记挂在心上。“我”在寝食无味的渴求中，“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因为这个愚妇人在告假回家的匆忙间隙中，进了她这个两眼墨黑的人从未进过的书店：“我给你买来了”。这一切的总根就在于“爱”。这“爱”的果实就是迅哥儿的“久旱逢甘霖”的童心的巨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