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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笨”的吴宓
年轻时的钱钟书在评价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时，有这样的言词；“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笨”的含义当然很多，“固守自己观念，不知变通”应是其中之一。就此而言，吴宓是真“笨”。
首先是他对毛彦文不屈不挠的追求。追求不说，还把自己这不知变通的“死打硬缠”写成诗昭告天下：“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杨绛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对吴宓的这种“笨”如此描绘：“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
吴宓这种对意中人执迷不悟的“笨”不仅表现在现实生活中，还洋溢到了艺术世界。在吴宓的《论<红楼梦>》中，他对林妹妹推崇备至。因此，他总是将自己深爱的女子统统比做林妹妹。凡有人动了吴宓的林妹妹或说了什么有损林妹妹的话，那就等着他对你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吧。
抗战期间，昆明文林街上有个湖南人开了家牛肉馆。老板虽是卖牛肉的，可一样追求高雅，把牛肉馆取名为“潇湘馆”。这也不能说没一点理由：人家是湖南人，自然跟“潇湘”二字有关。可因为“潇湘馆”是林黛玉的香巢，吴宓为此勃然大怒。他找上门去，用手杖将馆里的锅碗盆瓢一阵猛砸，停手之后，还恨犹未释地叫老板将“潇湘馆”的招牌取下，岂知老板也是牛脾气，双方争执不下，后来有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吴宓先生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虽然比学生多几文，但仍然清苦。吴宓常常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他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他这才交给跑堂
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可这就是真实的吴宓。
性格即命运，这话八九不离十。细看吴宓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性格确实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把自己的一生浓缩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可情归于空，道亦归于空，可谓“敌笑亲讥无一可，情亏志折事全终”。
他坚持“中西融合”的治学原则。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对传统文化极尽声讨的时代，吴宓却不忍于新文化运动中民族文化价值的被忽略，与柳诒征、梅光迪、胡先驌、汤用彤、缪风林、王国维、林宰平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创办了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他们在《简章》中声称：“本杂志于国学则立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今天看来，这种当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已经分明表现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现实价值。但在当年，《学衡》被认为是一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受到来自新文化阵营和亲友的压力，《学衡》历时十余年，一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靠。
他率性直言，不知避讳。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他上课为学生讲解“……犹……况……”文言结构，脱口举例“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被指控为疯狂反对社会主义。
他感情真挚，不怕非议。尤其让人悲叹的是，他去世21年后，有人在台北拜访年逾百岁的毛彦文，问及吴宓对她的爱恋，毛彦文竟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冰冷的回答，更体现了吴宓那“一但认定、绝不动摇”的品性。
衡者，秤杆也、准则也。他毕生追求的，是做人的准则、做学问的准则。当他试图去给治学、去给做人建立一个原则的时候，这些原则却反过来重重地伤了他。不过，他倒下了，一个纯正文人的标杆却树起来了。这，也许就是“衡”的所在。
（根据相关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