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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绝望、为个性和创造性而斗争的吴敬梓,
这场教育来的正是时候，早了，他也不会获此大明白；晚了，他也许已滑到别的道儿上去了。这正是：“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的巧安排。他从此从“功名”世界中也解脱出来了，《文木山房集》的最后一篇的３９岁《生日·内家娇》词如此慨叹：“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结尾时下了决心也是总结：“休说功名！”特荐案发生在他３６岁那一年，《外史》正式开写约在决心“休说功名”时。
“休说功名”就是自觉的“不入局”了。这种不入局有似于“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那种严峻的归属选择、如何活怎样活的生存选择。因为“入局”是以整个人生为抵押的。但对于有品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放弃富贵容易，放弃功名难。“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高级功名心，是孔子以降的任何志士仁人都解不开的一个理念大结。经世治用是真儒的天职，行道是传教般的义务。“出，为道行；处，为道尊。”《外史》呕心呼吁的“文行出处”是接着这条天道的。但是唯敬梓看透了“功名”已将天下读书人变成了“乞食者”，不摆脱功名的作弄，读书人永远难以站起来。所以，他才在《外史》中响亮的提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并在结尾提出“自食其力”的道路问题。套用毛主席语式，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１８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独立的宣言书、摆脱奴役的启示录！──当然也就是书、录，纸上苍生而已。
辩证法是残酷而公正的。敬梓写作《外史》正是行道传教的高级功名心的发用，也因此而获得了旷世“功名”。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的江宁府学教授唐时琳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安慰他说：“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著名者矣。”唐这种安慰话的依据是吴敬梓“学优才赡”，研究六经之文会有传世价值，会胜过八股文章仅有“一日之知”──他是沿用传统的价值预期来推定吴敬梓的文化建树。当时，吴敬梓的知音们也许包括吴敬梓本人都没想到他竟会因一部雅士不屑为之的小说而永垂不朽。程晋芳的浩叹是有代表性的：“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吴敬梓３３岁移家南京时作《移家赋》时曾这样“自我肯定”：“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他此时所自负的“文”，还是主流的文，他还没有断灭了加入主流的幻想。他此时的生存勇气还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而成了秦淮寓公落差发的电与“休说功名”的翻身旋转得到的“场”，使他有了直接行道尊道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这就是遵循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执笔写作《外史》和《诗说》，也是他学术、艺术两种天赋的平衡释放。他说写作《诗说》是他的“人生立命处”，也没想到偏偏“竟以稗说传”。
他若不选择小说这种新的大众化的文体，他只会成为隐士学者队伍中的新兵，而且以他“性不耐久”的作风，不会成为一流大师的，他对于官定的和民间的学术规范有着天才的叛逆精神，他现存的说《诗》的意见有思想价值，没有官方学术规范认可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就连民间的学术眼光也以为那是“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程晋芳《怀人诗》）。他那“独文梓焉”的直觉是领会了天意的，只是这文是“小说”。这是他敢于绝望的勇气的一个成果，也只有敢于绝望才能吻合那虽不神秘也难巧遇的“道”；这也是他艺术气质的一个胜利。
他的艺术气质使他成为一个败家子，也使他成为一个名士。他当得起那句俗话“真名士自风流”，他本人和书中的杜少卿才是真正的名士，只因那些假名士将这个名头弄得太脏了，我们才不得不改称为奇人（真假名士的差别像爱情与色情一样难以量化评定）。在正统派眼里这些艺术品质都是些没出息的行径，就像小说中高翰林骂少卿那样。其实，那些正统派反而是假正统，敬梓和少卿反而是真正正统，在整个明清时代，异端发展正统已成规律。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敬梓在文学这一脉上的艺术气质，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然而已不必赘言矣。在他的兄弟朋友的诗笔勾勒下，他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爱好精通的游戏大王。金．说“敏轩善弈”（原诗有具体描写），金两铭说他“生小心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程晋芳说他“好为稗说”。他的许多自述诗句排比出来，恰似关汉卿那套《不伏老》名曲，吴敬梓同样是颗蒸不熟煮不烂的响当当的铜豌豆。这种性情、品行在“专储制举才”的社会中则是走向了一条“悖时”的路线，不会“时中”，而恰是要“时不中”的，关汉卿因此走向戏剧，吴敬梓因此走向小说。关是平民，又在文人是“八娼九儒十丐”之老九的份上，所以汉卿“偶娼优而不辞”，也算不上特别革命。吴敬梓是诗礼簪缨的豪门子弟，又恰逢那被正史夸赞为千古难求的康乾盛世，却如此“自趋下流”，真是没有敢于绝望的勇气难以办到的。曹雪芹成了破落户是由于“抄家”，吴敬梓成了破落户却是由于“移家”，一个被动，一个主动，用从古至今的市民哲学看敬梓更为“犯傻”，这“犯傻”是一种合并着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放纵主义的勇气，是自己拿自己冒险的“平居豪举”。这豪举的正果就是他因此写出了可以与《红楼》媲美的《外史》。因为他对上流社会社会彻底绝望，才选择了小说这种平民的文体，以期向所有男男女女直接说话。
吴敬梓是个“传统心肠的先锋派”，他在《外史》中发现了那么多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他发掘的肯定性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却只有老辈人的道德态度和琴棋书画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的个性气质的大致内容了，而他的学术品质则给了理性的平静的叙述语调，再加上他那现代派的孤独（他镇日呼朋引类的歌吟纵酒正是在努力摆脱这致命的孤独）使他的小说完全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小说几乎都是在他本人和身边人的真实事情，以致于探查“原型”的工作成了富有魅力的事情。他“才大眼高而心细”（吴湘皋语）、“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金兆燕语），而且疾恶不仇人，才有了那“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的永恒的魅力。而琴棋书画是他“能想起来”──也就是从传统那里所能“认领”到的最好的生存姿态了。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也是“最后一个苍凉的手势”。
以琴棋书画为精神寄托的四奇人的含义，说白了是以艺术化的活法为“得道”、为不白活──这是作者看透一切功利追求均无谓之后的最后的一项坚持，也是吴敬梓本人的真实选择。这中间包含着无限的高超和无奈，让今日文人尤为心酸的是：这几乎是坚守知识分子“德行”的最后底线了。也是文人不想与世浮沉、做一点有安身立命价值的事情所必须坚守的“活法”。否则随念流浪、架空度日、追逐外物，自缠自陷，虽生犹死。这里揭示的根本问题又回到了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这个思想道路问题。孤立的看，向内转没出息，向外转容易出问题。其实关键是“转了”以后干什么。内转、外转都有变成行尸走肉的可能性。做人与作文一样是得失寸心知的事情。唤醒这感知得失的良知是文学乃至所有人文学科的“天职”。吴敬梓也正因空前深入的揭示了其中的复杂和微妙，而成为伟大的作家。
在我知道的伟人、名人当中，最和吴敬梓好有一比的要数斯宾诺莎了：斯氏宁静的以磨镜片为生，以更好的思考哲学问题，并且为了独立思考哲学反而不去当什么哲学教授，最终完成了他那几何学格式的《伦理学》。这种自食其力才是吴敬梓要标举的知识分子要自食其力的含义。个性的生命力在创造性，保护个性是要保护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个性是犬儒的假名士的个性。斯氏的哲学成就凸现了“磨镜片”的意义，同样《儒林外史》的诞生凸现了吴敬梓“辞却爵禄之縻”、“灌园葆真素”的意义。当然还有马克思不当资本家的赚钱机器、萨特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些现代哲人自然比吴敬梓和斯宾诺萨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用孔子的话说，这叫做“君子不器”。
也许是因为生存方式一致而有了深层的理念上的一致。两人都以伦理存在为本体。吴敬梓用小说形象表达了抵抗“非存在”（如功名富贵）威胁而坚持人之自我保存自我肯定的努力是高于一切的根本问题。斯氏把他的本体论著作叫做《伦理学》即意在为人的伦理存在提供本体论的基础，包括人的存在的勇气也与存在本身是一体化的，他认为：存在的勇气并不是诸品德中的一种，而是参与自我存在亦即自我肯定的每一本质性行为的表现。自我肯定的信条也是斯氏的核心思想，《伦理学》Ⅲ命题７是最为原则的说法：“一切竭力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而是该物的实际本质。”他把这种努力叫做事物的力量。同前命题５９说勇气和自我肯定是指灵魂所具有的力量，是灵魂成为它本质上所是的那种力量，这力量成了“欲望”，他说“我所谓的勇气指的是欲望，每个人靠这种欲望，只听凭理性的命令而保持其自身的存在。”这种勇气将“创造的少数”推出地平线，然而这种古典人文精神在近现代陷入了空前的孤独境地，比他们本人的境遇更“悖时”。
“琴棋书画”与“功名富贵”是讲求内在生活与追求外在辉煌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现代社会”是要求任何人都得向外转的，但人们都向外转后，立即出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儒林外史》格外亲切的原因。如今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行当、尤其以影视业为最都在变本加厉的“重复”着假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工作模式”。影视业变成娱乐业的本质是其生产者由精神贵族变成了假名士。西方学者早就在批判那些与商品逻辑同流合污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总是在追求最大化的明星轰动效应，内心并无一定之见，既没有思想资源，也谈不上坚守如一的信仰，他们实际上是社会噪音的制造者。吴敬梓式的见识高贵而意态沉着的精神贵族气质，像没有污染的空气一样日见稀薄了。爱因斯坦说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古典文学就说为了知道除了现行的活法之外，还有别的活法，从而对治流行的俗气──其实就是在呼吁这种精神贵族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的要害在于“知耻”、敢于放弃，尤其要放弃加入“主流”（主流往往就是末流），放弃“功名富贵”。要想成为有良知的创造者，就得学习吴敬梓那敢于绝望的存在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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