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柳人家》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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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柳人家》临近高潮时，面临掉进火坑的紧迫危险的望日莲奔跑到河边，向她干爹何大学问和诸位长辈求救。望日莲“噗通”跪下，惨然决绝以“投河”相逼。这时作品写道：

　　何大学问哈哈笑道：“那是麻雷子的下场！”

　　“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吉老秤笑咪咪地说：“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

　　望日莲惊呆了，抬起头，满脸泪光，睁大眼睛望望吉老秤，望望何大学问，又望望柳罐斗。……

　　柳罐斗一直没有开口，朦胧的月光中，他站在船头，像一尊古代勇士的石像。

　　接着，这幅传奇画面展开了，作品的传奇情节达到了高潮。柳罐斗们果然在七天之内，巧计淹死麻雷子，智斗挫败杜老四，易如反掌使莲、檎顺利结合。侠肝义胆，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不禁使人想起“智取生辰纲”的掌故，想起我们民族中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这段传奇，是《蒲柳人家》中最接近某种重大政治斗争的了（除掉麻雷子也是为了捍卫正在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然而，情节的重心还是儿女之事。至于作品中大量的传奇笔墨：一丈青大娘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威震古北口，柳罐斗与云遮月的渡船幽会，吉老秤与牵牛儿的忘年交友谊，无不取景于日常生活、男女之情、家庭悲欢。堪称壮阔传奇画卷的《渔火》，本为抒写京东抗日活动，可其传奇色彩最浓、最动人的部分却是围绕春柳的婚姻命运，尤其是各路好汉“虎口救佳人”那场斗争而展开的。柳叶眉“劫掠”放鹰女人花三春，强迫她嫁与穷教书匠吴钩（《瓜棚柳巷》）；叶三车两度勇救落水女人，且与她们结下的苦恋奇情（《花街》）；陶红杏与叶雨夫妇，桑家父子的奇缘巧遇（《草莽》）；一切历史篇章的大量传奇莫不为此日常生活现象。

　　显然，刘绍棠的传奇，不是《三国》《水浒》主要取材于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英雄传奇；它走向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这平凡与传奇的结合使刘绍棠小说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而这，首先正是典型的古典传统的继承。

我　　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构成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英雄传奇（包括神魔小说），其代表作品就是《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第二类，即古代小说理论的所谓“寄意于时俗”一类作品，《金瓶梅》《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红楼梦》就是其成功之作。这类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但是日常生活，琐细平凡，市井下民，业迹不著，要写得引人入胜，须有较高的艺术手法；而在当时，难度是大的。《红楼梦》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空前绝后，恐怕离不开这个因素。于是有了第三类作品，传奇与人间日常生活的结合，诸如婚姻悲欢、善恶报应。它比之第一类，更接近生活；比之第二类，更易于得手。其高潮出现的《三言》《二拍》时代，小说家凌初以“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命题论述了这一重大划分。“五四”以后的文坛对这三类小说的继承却是耐人寻味的。“英雄传奇”，至今生命力强大，革命战争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作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寄意于时俗”类，则从鲁迅一代引进外国表现手法，创立“五四”民族新小说后，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局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开辟了。于是，写日常事件中的重大矛盾，写几乎无事的悲剧，成功者不绝。而第三类作品，命运迥然不同。在古典小说时代，由于向现实靠拢的需要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它们应运而繁盛，充斥于白话篇。然而，只见泛滥，不见改造，这类作品，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后走向了粗制滥造，乃至不堪入耳的末路。直至“五四”之后，继承这种表现体系的，多是失败之作。至于表面取材于日常琐事、生活浪花或者儿女之事的沈从文、孙犁小说，并不着意结合传奇去取胜，而更多是向《红楼梦》靠拢，以主题深度的含蓄征服人。而刘绍棠，才是这一“平凡中的传奇”的表现体系明显而成功的继承者。这一继承的直接效果，就是作品的通俗化、民间化。我们知道，《三言》《二拍》式作品，尽管明末后走向粗俗，但它以奇巧为中心的为人喜见乐闻，其“语语家常”的明白晓畅却使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性、通俗性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刘绍棠是认真研究过了这种情况，是特别注意从古典小说，包括民间说唱中吸取了这种营养的作家。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作家使这种平凡中的传奇，使这类婚姻悲欢、善恶报应的旧小说在几百年后重放异彩时，确实给人亲切、欢欣之感。有人很为刘绍棠部分作品被称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抱不平。其实，这不过是形式，重要的是寄托的内容和主题。刘绍棠并没有滥写艳情，就是和古典中这类作品的优秀篇目比，也高出一筹。当时的杜十娘、白素贞们主要是为了个人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而刘绍棠的男、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是为了他人，乃至大众的幸福。即使花碧莲，云遮月，花三春这样性格较为复杂的女性，不仅有为心爱的人勇于牺牲的义举，而且正跟上革命新生活的潮流，在冲刷着自身的污泥浊水。更不用说蛾眉，青凤，水芹，蓑嫂，柳叶眉，关青梅等等侠骨柔肠，深明大义的优秀女性和周檎，柳岸，叶三车，叫天子，俞文芊，蔡椿井等等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多难才子了。总之，正如人们评价的，它的主题是歌颂扶危济弱，多情重义，造福他人的美德。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刘绍棠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只能步明末后末路传奇的后尘。刘绍棠赋它以新的生命，使这一有着强大通俗力量的表现武器，古为今用。这不能不是他在民族传统继承上的独特贡献。

　　如果仅是上述“平凡与传奇结合”的再现，刘绍棠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独创性，还未必能那么鲜明饱满。重要的是，它还继承了我国美学传统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国古典美学的基调偏重和谐，渗透“中和”原则。即使阳刚之美也显著地区别于西欧那种完全悲剧式的，着重展现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的，以痛感为基础的“崇高”。固然，中国的“阳刚”同样喜欢展现如长风如闪电的狂澜巨涛的斗争，但它的重心是歌颂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胜利的历程，它着重表达一种英雄的气概，掺和着乐观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欧式的“崇高”去着重渲染不幸、失败、痛苦、悲惨、恐怖和迷妄性的思虑。这一美学现象在文学（这里指古典小说）上的体现就是作品的基调乐观、奋发、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壮为多；作品结局总难以逃脱大团圆，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美德。刘绍棠作品的美学内涵充分继承了上述传统。当然，自有它独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摄取了扶危济困、多情重义这一侧面，尤其是讴歌了燕赵之士的慷慨豪侠；在文学上、更多地溶进了光明、昂奋的基调和突出了大团圆结局。所以其大量作品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和颂歌，叙述着一曲曲驱霾逐雾“人间喜临门”的故事。即使现实篇章中最为有“血泪”“苦难”的、反映１９５７年问题的《两草一心》等，不仅结局是夫妻完聚，“恶梦醒来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间透逼出正义必胜的乐观和希望。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没有着重渲染苦难，而是讴歌人民给受难者以爱护、救助和激扬向上。”刘绍棠这种独特角度带着多少有点浪漫的笔调，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艳目，美好的调子更加悦耳，胜利的步伐略显轻松；这可能带来某种片面，但他强调了我们民族美学观的精华，并由此生发，加上乡土气息，才形成的它清心畅肺的田园牧歌笔调。其实，这种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了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古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饱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刘绍棠光明、胜利的作品，在一拨接一拨的伤痕、反思、朦胧文学面前，又显示了他的独特本色。

　　民族传统的继承创新上的独创性当然还表现在语言、结构、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主要特点，刘绍棠充分继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叙述笔法，具相生动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然而，却不以故事为重构局，而以人物为中心，枝蔓横生，漫写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总故事粗线简约，题材一般；人物却众多饱满，小故事琳琅满目的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师孙犁，又像他运河家乡善于说书的京东艺人们。这种新型“说书”，在民间文学和当代小说中都是独具一格的。

　　刘绍棠发掘、融汇了那么多优秀民族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潜流若隐若现于当代文坛时，无疑树起了一面异军独起的鲜艳旗帜。而和现代、当代许多努力造就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作品通俗化、民间化以及新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审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别人所不企及的独到之步。他的独创是鲜明的。正如好几年前，其风格初展的第一部长篇《地火》写成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位种菜姑娘说的：“你写的跟别人不一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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