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敬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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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西方思想就是要用人的道理来重新安排世界，它当然要颠覆自然的原始秩序。西方文化最大的道理就是比自然还伟大的理性、逻辑（应该看到，西方在二十世纪已经对此有所反思。从尼采以来，对科学、理性的怀疑已经成为时髦的现代思潮，对自然的疯狂开发已经有所收敛。而中国当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张扬理性、科学启蒙时代）。
　　
　　中国道法自然，西方注重理性、主义。这些思想无所谓是非，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西方的心不是安放在自然中，而是安放在教堂中。自然大地是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安身立命、心安理得的所在。长江黄河在科学看来，只是水利。在李白杜甫看来，那是道之所在。所以李白杜甫写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河流充满神性。
　　
　　在当代诗人那里：“黄河像一个巨人，在这里困囚了千万年……”如今：“它把光明和动力，通过没有尽头的输电线，远远地送入大戈壁，高高地送上祁连山”（冯至）。这是近代以来文学对自然的新认识。有今人说：“有人愿意崇拜大自然，那当然是其信仰自由，虽然我本人想象不出对蚊子、臭虫、病毒、病菌、地震、海啸这些大自然的产物有什么好崇拜的。”瞧瞧，这就是今天的人理解的自然！当然没有什么值得崇拜的。
　　
　　是的，已经完全不再敬畏了。争论过了，要开发哪块地堵哪条河还不是由人家开发。我只是担忧，博尔德·约翰·立德们开发解剖实验分析利用完毕，也可以置“京都协议书”于不顾，找个教堂进去呆几分钟也就心安理得了。我们这个没有虚构出一个上帝、彼岸的民族，把生命的意义完全寄托于自然、寄托于大地，我们去哪里安心？
　　
　　最近看比利时图森的小说，许多新潮青年奔走相告，作为最新的先锋派来崇拜。那小说写的是世界末日，卫生间里的生活。多乏味的文学。一切未来就是这样，没有自然了，世界向室内转移，向虚拟转移，向各种开关、按钮、键盘转移，没有细菌，一切都经过科学程序的严格消毒，卫生、干净、搞定。
　　
　　我曾经在中国的历史博物馆的工艺品中看出中国文明发展的某种过程：先是陶，泥巴直接来自大地，之后鼎出现了，青铜，沉重地扒着大地、抓着大地，害怕它失掉似的。然后是俑，站在大地上，要去征服什么了。唐是骑在马上的，意气飞扬，大地辽阔。到了宋，文明好像就坐下来了，向形而上的理转移，存天理，灭人欲。有明一代，文明还是瘦的。往清，理逐渐成为形式，考据、繁琐、装饰、肥荡、洛可可风格，宣纸越来越多，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已经成为纸上的文化。从大地上到马上到坐下来到纸上，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地的过程。清的腐朽灭亡，与它的文化是纸上的死文字有太大的关系。１８４０年，西方列强其实是用军舰大炮对付一张宣纸。道不同，是可以变天的，西方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天”感到惊奇，如此巨大的资源，却只为几幅水墨画和山水诗服务，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二十世纪激荡的是要重新脚踏实地的冲动，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基于过去二三百年来的清朝历史，但它从西方接受的“道”却是与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的道完全对立的东西。中国抛弃纸上的空洞文明重返大地，但不再是大地的敬畏者和葆光者──“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者的看护者。人在这‘更少’中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是有所收获的──他抵达了在的真理。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马丁·海德格尔）──而是征服者。自然不再是道的载体，而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对象。人与大地的关系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资源与利用的关系。如同希腊神话中会点金术的国王弥达斯那样，凡是他触摸到的东西，即凡是被他拉入魔法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马上变成了金子，但是马上获得了价值。接着，未来的中国博物馆要出现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马塞尔·杜尚先生的小便池，但有中国特色，是马赛克瓷砖制造的。
　　
　　有关资料表明，在中国人对自然的改造已经成为自身存在的威胁──“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近日表示，目前我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许多河道发黑，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不少农田土壤层有害元素含量超标、板结硬化，农村水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及农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安全。‘许多乡村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和开发项目比较多的地区，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一方净水。’翟浩辉说。在很多农村的沟渠河道正遭受着工业废弃水和生活垃圾污染的同时，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全国还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亟待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此外，全国广大草原也由于持续干旱和超载过牧，加之牧区水利建设长期滞后，导致草原退化、沙化严重。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相比，天然草原载畜能力下降了约３０％，而载畜量却增加了４６％。翟浩辉指出，目前全国牧区３３．８亿亩可利用草原９０％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一些生态严重恶化的地区，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绿洲消失，生物多样化减少，有的地方丧失了人类基本居住条件。近五年来，牧区已有二十六万人不得不搬迁移居。”
　　
　　“珠江口沿岸经济发展迅速，工矿企业较多，上游及沿岸的工业区和居民生活污水均排往珠江，而且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对海域水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珠江口海域已成为全国第二大严重污染区。据有关资料显示，排入珠江口的各种污水量每年超过二十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占７０％，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近年来围海造田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场的饵料投放量极大，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大大增加。据2003年分四十一站布点取海水各层样本分析得出的水质状况，仅有两个站点处于中度污染，其余皆为重污染。”
　　
　　“青海藏高原三十年来冰川面积年均减少１４７．３６平方公里；重度沙漠化土地是三十年前的三倍。”
　　
　　道法自然，也是道发自然，自然毁灭，道也就没有存在彰显的地了。大地死去，道将隐匿。对于西方人来说，自然的毁灭也许无所谓，因为复活的意义不在自然，而在上帝、彼岸、真理、主义。美国在伊拉克想的就是这回事情，博物馆被抢掉无所谓的，炸得满地窟窿是无所谓的，大地燃烧无所谓的，只要主义真。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要严重得多，中国人喜欢说身心，有身才有心，身在前，心在后，有自然才有道，如果身已经不存，道又如何感悟呢？所以，守着空气污染、江河湖泊死去，没有鱼虾麋鹿、没有“浅草池塘处处蛙”、没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自然的世界，主义再正确有什么意思呢？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敬畏自然太虚妄了，你怎么对抗科学的专政？五千年的传统奈它何啊！三十年前，我还亲眼在昆明附近的农场看见豹子，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最后几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三十年前，我还像马匹那样弯腰直接饮滇池的天赐之水，现在它已经成为死水。那些主张敬畏自然的人太虚弱了，他们其实只是与上帝先生商量一下，可否稍微根据中国的传统修正一下，至少留些地给我们安心吧，多少顾及一下“天行有常”吧。在哲学教授那里“道法自然”可能是一部部煌煌巨著，但在普通百姓那里，“道法自然”可能不过是对麦当劳炸鸡的轻蔑或者恐惧，不过是在过春节的时候，千方百计托乡亲从故乡带回一只“纯天然”的土鸡。但不可轻视这只鸡，它意味着“道法自然”。人们对科学上帝的怀疑正在通过对原汁原味的迷信，对一只用传统方法饲养的土鸡的质量的信赖上表现出来。科学成为一切的惟一尺度、主宰、上帝，危险就开始了。粮食是可以信赖的，但是科学创造的粮食，则是不确定、不保险的。那不是粮食本身，那是关于粮食的实验，猜想，粮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好的，也许是灾难，只有木已成舟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人类今天已经大量地生活在科学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之中，古代世界的无可置疑已经被全面摧毁，因此昔日普通无比的一个乡间土鸡下的蛋才会身价百倍。“智慧出，有大伪”，这个大伪就是“人们就在不可能生产出确切性和保险的地方，要求这种确切性和保险”（韦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权宜之计被掩盖起来，人们以传统的信任大地的经验去信任科学，他们最终会发现，表面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科学堡垒里，一切其实都是不确定不保险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算一步的。有良知的科学还“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在良知阙如，惟利是图的社会，所谓“科学”，简直就是灾难。
　　
　　印度洋最近发生的可怕海啸使人类再次意识到在伟大的人类后面，还有他无法预测战胜的东西。世界并没有被搞清楚，被控制住，没有被搞定。爱因斯坦早就明白这一点，当这位物理学巨人抵达物理学终端的时候，发现藏在那里对他挤眉弄眼的是一个叫作“不可知”的幽灵，他依然在途中，黑暗依旧。但爱因斯坦被忽略了，他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胜利之一，而忽略了他只是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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