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重温历史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当时胡适大部分时间在北大工作，而冰心在燕大任教期间，虽不同校，却有交往。当时《胡适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９日……
与冬秀到燕京大学颉刚家中吃午饭，见着谢冰心、吴文藻、钱宾四、郭绍虞诸人。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三点后来宾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吴文藻也在家。大家谈得甚畅快。五时归。
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０日
上午到燕京大学讲演，题为《中国的传记文学》，颇改动前次讲稿。讲完后，在司徒先生（按：即司徒雷登）家中午饭，见着冰心、希白、颉刚诸人。……
从以上三则《胡适的日记》中，读者既可看到胡适与燕大师生的关系，也可发现胡适对冰心的友好态度。不然，胡适也不会在“日记”中特别的提到她。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冰心给胡适的两封信中看到她对胡适的敬重。 如１９３１年除夕前一天，当冰心从报上得悉胡适生病的消息，翌日便写信慰问他。信中说：“昨阅报纸，知先生又抱清恙，怀念何如风 雪载途，不克进城一视，为无量歉。”又说：“岁云暮矣，窗外西山，雪下尤凄黯可怜，此种时光，此种天气，养病最宜。我是过来人，敢请先生趁此平靖暗淡时候，多多休息也。”此信文字不多，但言简意深，其诚挚之心，关切之情，由此可见！
冰心在日本期间，仍然没有忘记胡适。１９４９年８月间，她还写信给胡适，畅叙她一家在日的情况。信中说：“文藻还瘦，还忙，不过精神还好。小女宗黎高了一点，多说了几句日本话，她从来不记得北平，因为她八个月就离开了，但她口口声声要回北平去，说想哥 哥姐姐，想‘祖国’，我不知祖国两字，在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其中还谈到一位日本留学生要转给裴文中先生的信，谈到东京早晚的气候，请胡适代她向在北平的几位友人致意问好。凡此等等，随意写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犹如闲话家常一般。
早在七十年前，冰心敬仰胡适，原是五四时期一般年轻人共有倾向，不足为奇。事隔七十多年，几经沧桑，诸多磨难，胡适给予她留下的记忆，还是那样明亮地闪烁着究其因，乃在于他们对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有着共同的认识，执著的追求！冰心老人在１９９２年第二期《随笔》上发表的《‘孝’字怎么写》一文，可说就是一篇鲜明有力的佐证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记得我母亲逝世的时候，我们家得到的许多奠仪中，有不少捆的金银纸箔。我们家供祖从来都不烧纸，因此那些纸箔都捆着放在一边。有一天一位长辈来了，看见母亲灵前只烧着一炉檀香，灵桌前连一个火盆也没有，金银纸箔也没有被叠起焚化，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出去就对人说：“人家都说谢家孩子孝顺，我看他们连‘孝’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位长辈又把这话传给我们，我们只有相对苦笑。
如果把这一段话，略与胡适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发表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六号）一文相对照，便可一目了然。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胡母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胡适在文中说：
我在京时，家里电报问“应否先殓”，我复电说“先殓”。我们到家时，已殓了七日了，衣衾棺材都已办好，不能有什么更动。我们徽州的风俗，人家有丧事，家族亲眷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等件。锡箔和白纸是家家送的，太多了，烧也烧不完，往往等丧事完了，由丧家打折扣卖给店家。这种糜费，真是无道理。我到家之后，先发一个通告给各处有往来交谊的人家。通告上说：“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伏乞鉴谅。”这个通告随着讣帖送去，果然发生效力，竟没有一家送那些东西来的。
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们怨我，自不必说。还有几个投机的人，预算我家亲眷很多，定做冥器盘缎的一定不少，故他们在我们村上新开一个纸扎铺，专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这东西都废除了，这个新纸扎铺只好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