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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武器事业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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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理论设计的同时,爆轰实验也在北京郊区开始进行。长城脚下的十七号工地,原本是工程兵的靶场。这块荒凉的土地见证了中国原子弹最初级、最艰难的爆轰实验。

  为给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带领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组,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动手浇铸炸药件。用马粪纸作炸药药模,焊接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随来随浇。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难闻,毒性也大。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充满整个帐篷。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才能使炸药部件密度均匀。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炸药部件。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一九六四年十月,在中国西北戈壁滩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有一天突然刮起十一级大风,安装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摇晃了三十个小时,塔顶工作间里有七个人下不来,没吃没喝,恶心呕吐,全场为之心急如焚。铁塔安装技术总队的王师傅舍命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地摸着爬了上去。七个人将他抱成一团,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巍巍铁塔鼎托昆仑惊雷,也成为用钢铁般意志焊接起来的集体力量的象征。

  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从一九六○年底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当时的二机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把研究氢弹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人。

  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装备实在太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但我们有最大的优势:

  中国年轻的科技人员都怀有一颗振兴民族火热的心。他们凭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苦苦探索,着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性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从事氢弹理论先期探索的队伍转入中物院理论部,和那里的科技队伍汇合,形成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理论部科研大楼,每天晚上灯火辉煌。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报告厅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于敏是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从未出国留过学,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国产专家一号”。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颠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的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于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朴素诚挚的爱国心,一直是他的精神动力。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昼夜苦读。很快,他进入了“角色”,显示出杰出的才能。

  一九六五年十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

  于敏,中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科学家,在他追求的事业中,闪烁着伟大的民族之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七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七十二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

  氢弹试验又取得了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正是由于科技人员心中时刻惦念着民族的强盛,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才得以步履矫健。

  “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在夜以继日地为核试验紧张准备的大背景下,有这样一些特写镜头:夜深人静,屋里的电视开着,电灯也亮着,天真可爱的女儿却躺在水泥地上甜甜地睡着了,年轻的妈妈抱起孩子,心酸的眼泪挂在了脸上。婚姻是人生大事,而中物院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富强推迟婚期的比比皆是。

  二十八岁的窦三平,为了试验三次推迟婚期。婚后三天,新的任务下达了,他又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个别同志深夜下班回家,骑在车上人已迷迷糊糊,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一群默默无闻却又为民族呕心沥血的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支撑他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一九七○年前后,中物院从青海高原迁往四川深山。此地风沙虽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依然存在。

  采访中,一位院科技委副主任给记者讲了一段心酸的故事:女儿长到七岁时,他带着第一次回老家。列车开到郑州,一轮通红的落日正从地平线上渐渐消失。女儿瞪着眼睛,好奇地问道,“爸爸,你看那是什么?”面对天真的孩子,他无言以对。女儿不是无知,而是因为长年生活在出门就是高山的她从没见过夕阳西下的鲜红余辉。

  尽管基地迁到了四川,但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中物院人必须在深山与大漠间长期奔波。戈壁深处的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风沙大,气温高,水质又极恶劣。

  尽管如此,科研人员依然全身心投入每次试验。

  五十多岁的陆祥根由于漫长旅途的颠簸和劳累过度,来到试验基地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现场的情况。他挣扎着坐起来,向领导苦苦请战:“我希望在这最后的关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搞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亲自参加这项任务,会感到终身悔恨。请理解一个老兵的心愿……”在中物院,象这样舍己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陆祥根一人。

  一九八八年,年仅五十一岁的高级工程师宋大本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八十一天,仍与死神抗争,以超人的毅力拼命工作。深夜,剧烈的病痛让他直不起腰来,但他依然咬着牙,顽强地挺立在计算机前。长长的打印纸迅速滑过,密密麻麻的数据喷涌而出,宋大本拼尽最后的生命,完成了给祖国和人民的答卷。当他拖着已极度虚弱的身子从四川回到北京时,妻子泪流满面地苦苦哀求着,“老宋,你就……为了这个家……多活几天吧!”在弥留之际,他仍坚持在病床上向领导汇报工作,心里装着的还是千里之外的试验……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太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作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会高兴的。”一位女将军得知他的事迹后,流着热泪痛惜地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倒下去了。”

  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祖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个人命运托付给为国家和民族强盛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壮美。这一点,中物院人理解得最为深刻。

  为进一步提高核威慑能力,必须解决核武器的小型化问题。这就要求在工程设计、测试技术等各方面取得突破。同时,加工的难度急剧增加,对加工的精度和熟练程度的要求比早期核弹加工要高得多。一批活跃在一线的技术工人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在加工一件关键部件时,五十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全身浮肿,腰膝酸软无力,靠注射点滴支撑。

  当他听说车间加工的产品质量不如人意时,再也躺不住了,几次要求出院参战,一次比一次更坚决,领导迫不得已点了头。医护人员将他护送到车间门口,拔下针头,老戈拖着沉重的双腿,挪到了日思夜想的机床前,又重新紧张、兴奋起来。汗,一滴滴顺着他的额头、脸颊往下掉。他的身体几次摇摇晃晃,几乎摔倒。医护人员走上前劝阻老戈不能再撑下去了,可老戈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加工上,硬是凭着一颗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事业心,加工了所需的三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又被送进了医院。

  地下核试验要将测试探头深潜至几百米深的水井中,必须解决耐高压和密封问题,这就难上加难。为保证每一根探头完好无损,准确测到试验数据,负责近区测试的同志便守在浇灌水泥的现场。茫茫戈壁,白天如临火炉,夜晚滴水成冰,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探测设备是否安然无恙。

  “十八勇士”抢救试验数据的故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但至今仍广为传颂。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将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这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现场万分火急,副院长唐惠龙没有考虑个人安危,立刻组织抢险。老同志说,我有经验让我去;年轻人说,我身体好,抗得住。

  十八位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及时抢出测试车,获得了宝贵的数据。为了壮国威,扬军威,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危难时刻体现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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